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共同学习汉传中医。今天拟讨论的题目是：《汉传中医释名》。也就是解释“汉传中医”这四个字的由来。
古德有言：明了一经题，即明一切义。明白名题，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使我们明确学习的方向。
汉，指中国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在时间上，约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空间上，东到现在朝鲜北部，西到哈萨克斯坦东部，南到越南北部，北到现内蒙古南部，四百年间，疆域较为稳定。
中医，指中国古代的医学，依汉代分科，分为经方和医经两类。经方即为现今的内科，以方药运用为主，代表著作是《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医经即中医外科，以针灸、外用药运用为主，代表著作是《黄帝内经》。
传，指传承，师父讲“传”，即“人”字加个“专”字，专，就是专门，是纯粹、不改变；承，就是不断地承续下去，只有纯粹的，才能承续千年。
因此，汉传中医，上承汉代中医学术命脉，为中华民族之正统医学。
知所从来，方能知所去处。汉传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大树结出的一枚硕果，我们今日能听闻、学习研究、运用汉传中医，乃承蒙中华先祖之厚德，更要感恩再续汉传中医学术慧命的恩师刘志杰老师。
有些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中华历史悠久，既然是正统中医学，为什么叫汉传中医，不叫夏商周传、唐宋传呢？
要明了此问题，就要了解中国历史。
地球有人类的历史约300万年，如中国的元谋人距今即170万年。而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最早的不过五千年，有确切年代和事迹的，在中国不过三千余年。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确有其事还是神话传说时，有殷墟遗址和甲骨文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可考的中国历史的起点。
目前存世的商代甲骨文，多是卜辞，由于当时医巫不分，对于疾病的解释多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如，甲骨文中“耳鸣”多见，其比较完整的为“庚戍卜，朕耳鸣，……于且庚，羊百……五十八。”可见，本来和人事吉凶毫无关系的耳鸣病，在商代被当做不祥之兆，并用百余只羊作为祭牲以祈祐。这种主观性较强的医疗方法，与后世实事求是的医学研究并不相符。
后人对商周两朝的认识，多来自于《诗经》《尚书》两书。传说包含诗、书在内的五经皆由孔子编辑。在孔子所在的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已经根深叶茂、磅礴郁积，九流并起，臻于极盛。说明在东周之前，中国的学术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春秋战国时期争鸣的百家，大致可分为齐鲁地区、三晋地区两派。齐鲁地区以儒、墨为代表，继承夏商周三代中原文化，重视历史，目的是社会的整体性进步和改造。三晋地区以法家为代表，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较为务实和功利。
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纷争局面，统一了中国，以法家学术行道，也因此较为穷兵黩武，焚书坑儒、废灭古文，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过大于功，二世而亡。
终于要说到正题：汉朝。汉初，经汉高祖、惠帝休养生息，文、景帝简俭之治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达到全盛，且社会学术界复古风气渐趋浓厚。汉初尚无为而治，以黄老道家学说为用；汉武帝后，举孝廉、设五经博士，以儒家思想为治。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的汉传大乘佛法，儒、道、佛三教相互影响、融合，中国文化臻于和合圆满。
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创新，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而此特征的形成，即在汉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总结了世界上共21个古代文明，并最终得出结论：“二十一世纪之后，能够真正统治全世界的只有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因此，我们中国人，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要有自信，而中医，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进行疾病诊疗活动的一个实用法宝，我们中医人，更应自信、愿行。
汉代以前中国的思想体系已经成熟并孕育出了丰硕的果实。汉代以前的医籍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构建了中医学的体用框架。然古文难免古奥难懂，并经秦朝焚书坑儒、废除古文字的劫难，经书残缺不全，汉朝人已经很难看懂古代典籍，因此两汉注经释经的风气极盛，独绝千古。
汉人注经，皆守师说，实事求是，不自臆造，不事附会，不望文生义，不事剽窃，据事徵典，又意义贯通，对于学术的传承功莫大焉。如张仲景先师记载并明传《伤寒杂病论》，即为汉朝崇古、务实而开放的学术风气的代表。
然而，《伤寒论》多言方药运用，少言辨证心法，因此今人难得古人之心，难免望文生义，曲解本意。如中医学理论之基础：阴阳五行学说，后世曲解，成为迷信，而古人本意，乃是执简驭繁，持一观物，得其实质，再加以分析变化。《汉书·艺文志》五行家的代表书籍中，有天一、太元、泰一，也有阴阳，可知一、阴阳和五行，原本是一线贯穿、不能割裂的。正如《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加上太极，就是三才，三才两之，即为六纲；四象加上太极，即为五行；八卦加上太极，则成九宫。而汉代的五行家，也并非专就五行立说、论述生克祸福的学问。并且，古人著书大都不显自功，有所称述，多言率本前人，因此才有了托言先祖所传的《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著作，其真实成书年代不易考证，而崇古无私之心境，可见一斑。
《汉书·艺文志》论医分四家：经方、医经、房中、神仙。医学的最初产生，与对自然原始崇拜的巫术难以分离，多借巫之手进行医疗实践活动，故古代恒以医巫并称，随着医学的进步，医巫逐渐分离。房中之术，也含有一定的医学成分。结合当今社会需要，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汉传中医，将研究、运用医学的范围，锁定于经方、医经两家。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战乱频多、国家分裂、田园荒芜、学风渐滋凿空；虽后经唐朝盛世，而中国儒道佛三教，至唐中叶而浸衰，与之相伴的即中医的学术混乱；迄乎宋人，专尚义理，敝履考据；元明清人，卤莽灭裂，多强附作解，所谓“昧缺如之义，启师心之习”，向壁虚造之风愈扇。清末至民国时期，受西方科学技术传入的影响，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渐丧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也是一派风雨飘摇、惨淡经营之象。而建国后的学院派中医，从面目到实质主要承接自金元明清时方派中医的杂乱之象。真正弥伦磅礴、救苦救难的正统中医学，已不复见。
至此，应可以解答为何独言“汉传”，不言夏商周秦、唐宋元明清传之疑惑。汉朝为我国历史上迄今可考的第一个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的大一统国家，我中华民族“汉族”之名，即起于汉高祖时期，之前的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同化，以一朝之名号，为全族之通名，此后虽朝代更替，朝号屡更，而我汉族之名无变。汉代学者继承并发扬了中华历史文化，与之一脉传承。是以汉传中医，即以“汉”之名号，代指我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正统中医学术源流。
并且，以与唐中叶、五代后直至当今的“时方派”“经络脏腑运气混淆派”中医相区分，需要指出的是，汉朝的中医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并非尽善尽美，故“汉传”二字非独指“汉朝”之一时一地也。
汉传中医的历史悠久，中医经典的文字难免古奥，使现代人难于理解和学习继承。如能用浅显的现代文字阐释经典，科学的知识解释理论，彼此互相印证，中医的发展之路将更宽广。现代和古代虽然时代不同，但真理仍然未变更。如果我们能用古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那么便能契入神农、仲景的思想境界，和他们心意相通，从而正确理解中医。
兴亡有责，当仁不让，刘志杰老师在学有所得、并经多年的临床实践检验之后， 仿汉儒注经之法，以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解释经文，利用生动的比喻，以唠家常的方式，重现古代经典内涵，令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并且，可以和西医学相互印证、理论互释；在内里，则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注重道德修养，务使学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并以身作则，以高尚的医德、医术感染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继承中国古德“择善专攻、一门深入、长时薰修”的修学方法，使学生理论体系纯正、不夹杂，易于成才。可以当之无愧的说，刘志杰老师所阐扬的汉传中医学，接续了流散千古的正统中医学命脉，并结合当今社会需要，使之焕发了新生。
走笔至此，相信大家对“汉传中医”四字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既知所由来，也就明白了我们学习的方法和目标：
学习方法：回归三坟，立足传统；一门深入，长时薰修；守“六依”之戒：依古不依今，依简不依繁，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学习目标：正本清源，力拯中医救死之宏愿；传承千秋之德业，广救群黎之疾苦。
最后，借用刘志杰恩师的一首诗作，结束今天的学习：
师父十五岁时，坐在平房的院子里，望着夜晚的星空，发了一个大愿：
人间漫步
少小童蒙欲问天，星汉之外可耕田？
求索三教平常事，凭医问路度无间。
前生有愿轻出口，今世重负栽杏园。
但得二三擎天树，彻开古道步龙渊。
愿有志于学习汉传中医之士皆能成材！
谢谢大家的参与！
《汉传中医释名》之二
——汉传中医与魏晋隋唐中医学
中医，为中华民族的医学。而汉传中医，即以“汉”之名号，代指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正统中医学术源流。前文略述了自夏商周三代至汉的中医学术发展脉络，初步阐释了汉代为中医学术理论体系正式确立的时期。那么在汉代之后，中医的传承发展情况又如何呢？末学所见未切，所悟未深，不敢轻率妄谈，谨就历代史籍文献做一粗浅考证，率尔刊布，以待方家。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记载最完备的国家，自黄帝传说以来，约已四千六百余年，且历史记录无间断。中国的古代学术著作浩如烟海，想要知道一整个时期社会学术的情况，需从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经籍志等目录学著作下手。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即为汉孝成帝下诏，广收天下遗书编辑的《七略》，现原书已不存，但其精要仍保留在《汉书·艺文志》中。
《七略》、《汉书·艺文志》分医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家，其中主要的，是医经、经方两家。经方家即中医内治学，以方药运用为主；医经家即中医外治学，以针灸、推拿、外用药及手术治疗为主。两者的基础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汉书·艺文志》所载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书籍，现已无一卷存世；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书籍，也已无一卷存世了。
“魏、晋之际，为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吕思勉）。汉末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及战争之中，没有大一统的政府以及安定的环境，此期虽然学术风气开放且活跃，但著作大多毁于战火未能流传后世。在隋唐重新建立统一、安定环境之后，唐太宗令魏徵等修《隋书》，在其中的《经籍志》中，保留了此期的中医学术成果，在此期，医学已归类为诸子学之一，经方与医经的分别已经混淆，统称为“医方”。
在《汉书·艺文志》中，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之名，无《素问》《灵枢》的记载。《隋书·经籍志》首载《黄帝素问》九卷，《黄帝针经》九卷，亦无《灵枢》之名，故今本《素问》《灵枢》的成书年代甚为可疑。且《灵枢》不及《素问》之古，已为后世医家所公认。
史籍中有关张仲景、王叔和的记载，首见于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撰论甚精”。《隋书·经籍志》云：“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亡。”又云：“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至《唐书·艺文志》始有王叔和所撰《张仲景药方》十五卷、《伤寒卒病论》十卷的记载。仲景著作，本无《金匮要略》之名，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引仲景方，皆作《伤寒论》。宋代林亿等编辑校正的《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已失王叔和之真，更不必言复张仲景原书之真貌。后世伤寒论版本流传甚多，如淳化本伤寒论、桂林本伤寒杂病论、康治本伤寒论、康平本伤寒论等，皆成书年代较晚，多有脱夺讹误之处，若视其中某一本为不可更改的真经，皆为无知无识之见，徒增笑柄。王安石曰：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一残卷即谓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有所去取，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可知，今日所见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均为魏晋、隋唐、宋、明清人所撰次、汇集、编辑或校订的，离开了对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中医学的研究和梳理，就无法理解更古的汉代医学之传承流变。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自己“对伤寒的研究已经超越了魏晋隋唐”，这首先就说明了此人连“伤寒论”是什么，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伤寒论》从何而来，都不清楚，更何况妄言“以经解经、以临床医案解伤寒”呢。正所谓“只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恐怕也生活在“桃花源”里，目空今古，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吧。如若果真妄谈超越东汉末年张仲景自己所写的《伤寒论》一书，那么除非“仲圣再世”，不能做到。
隋唐以前，医生社会地位不高，如《后汉书》、《三国志》中皆有“耻以医为业”、“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的记载。隋、唐设医博士，多由士大夫为医，故医学风气亦随之一变。隋唐以前，医家多讲治法，罕言医理，而隋唐之后，医家多论医理，至宋明理学兴起，则论理风气更甚。当代医家钱超尘、高文柱引章太炎医论说：“医经、经方，自古有别。……医术大抵上取先唐，兼取两宋。唐以前旧籍，《灵枢》《素问》诚是元龟，所重乃在经脉出入，疾病转变，其附会五行者，但当置之。……近道者，唯《伤寒论》《金匮要略》，语皆精审，绝少附会五行之语，审证处方，非是莫赖。方有不足，则取之《千金》《外台》诸书（所存六朝人方甚多），然二书疏方甚众，议病太少，非先知《伤寒》《金匮》之义，亦不能善用也。”可知，我国医学，虽卷帙浩繁、年代久远，但草蛇灰线之间，仍有其内在承继关系。读一部古籍，亦非可只局限于此一书一时之间，当上下求索、方能反知古人之心，切不可不知大体，而只斤斤计较于一枝一节之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医家类小序》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相继出现，温病学派兴起，将伤寒只视为寒病，创造出温病学说来对治温热病，继混淆六纲与六经、五行与五星、五藏与五脏、脏腑与经络之后，又混淆了寒热这一中医辨治之根本。理论上纷乱复杂、矛盾不清，治疗上寒热温凉偏颇，难以应手取效，远离了实验科学之堂奥。
清朝末年，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欧风东渐，竟尚唯新。新中国成立前，围绕中医存废问题争议不断。新中国成立后，提倡中西医相结合和中医的科学化研究，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然，大多数国人以及中医科研人员之思想，无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于西方科学，其耳目之所听闻亦在外语外景。迷于彼而忘我，以西方思想从事中医研究，无异于捧心效颦、削足适履、混杂鱼龙，辨证实已沦为辨病。
20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就已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的轻视和文化的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同时告诫国人：“中国的学者应该觉醒，要认识到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和使用西方殖民主义传教士塞给他们的方法学”，他还指出：“传统中医学是超越西方医学范围的、内容丰富而最有条理、最有成效的一套医学科学，但迄今只有很少一部分治疗潜力被挖掘”。
在此现实之下，我们中医人的第一任务，在于从中华文明之演化进程之中，求得自身之独特精神之所在，此中华民族之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不断向前的生命源泉。我中华民族，并非“自秦汉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遞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钱穆）
中华民族之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即儒释道三家之教。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周代《周易》所代表的易学，自汉至清，皆列为群书中之第一类。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以及社会生活。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佛教和儒道二家逐渐融合，形成中国化的汉传大乘佛法，儒道佛三教已经密不可分。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主张尊崇孔孟儒家思想，重视四书，但在宋明学术界，仍始终将《易经》视为重要经典。清代学术承继自明末的大儒，后期乾嘉考证派兴起，力图回复汉学。可见，虽时代变迁，但以儒为首的三教教化未曾须臾断绝，历朝历代皆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作为经典必读书目。《书》曰：人弃常则妖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之根，即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常，为永恒不变之义，在仲景先师所在的东汉末年如此，在魏晋隋唐如此，在当今的二十一世纪仍然不变！“为人为医，无越敦伦尽份，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能如是者，是名真医，是为大医王之真弟子也”（印光大师）。司马光曰：识别学术真假邪正之机窍，在于识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正心诚意，乃是学医的根基，无此根源，所学再多，尽成邪法。
老子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释迦摩尼佛曰：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即是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中国传统文化之儒释道三家，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准则。这一准则体现于中国历代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农业、医学、文学、政治等等各个领域。正如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是中医学的核心精神。中国学术，尚通不尚专，以其天人合一、包含万有的精神，成就一门符合自然科学法则的实用学问。在当今，这一精神也并未断绝，它含藏在历朝历代文献之中，等待我们去发掘和继承。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代汉传中医发掘人，恩师刘志杰老师，自《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小品方》、《名医别录》，《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历代保留下来的经方学著作中，以及天文考古学、《汉书•律历志》、训诂学等其他各科，结合近现代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竹简帛书（由于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多有人为的演绎说法和辗转传讹之处，而地下发掘出的考古资料，是千余年来原封不动的，可靠性更高）如殷墟甲骨文、战国楚帛书、东汉初期《武威汉简》、秦朝末年《老子》甲本、西汉文帝时期《帛书周易》、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河南南阳汉代四神二旦图漆棺等考古资料，复原了汉传中医系统理论框架。
汉传中医系统理论框架，即以自然界一阴一阳的基本法则为理论立足点，以“三才理论模型”为根本，再进一步两分之，形成三阴三阳六纲的数学理论模式，对疾病的无限症状，进行有机和有限的阴阳分类，并进一步按照阴阳的病理法则，进行病机分类，最终施以精确的对应性的治疗，形成了一整套严谨的、灵活的、公式化和规范化的辨证（分类）论治体系。同时，引入二阴二阳的四象五行框架理论，将寒热温凉、卫气营血、精神魂魄、方剂、本草等理法方药理论，进行更加系统化的规范和整合，并与六纲病位框架理论有机结合，确立了汉传中医的经方系统理论框架，彻底完善和再现了祖国的经方医学理论。其理论严谨、明确，便于掌握，便于教学，人才可以迅速复制，若有机缘，得以广泛普及，传统中医药学可以实现再次振兴。
先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为先人之本愿。我等在深蒙中华传统文化教化恩德之余，亦当思及报恩。依教奉行，传承学术，是对中华先祖最好的报答和安慰。如若不懂得“知恩报恩”，反而“数典忘祖”，那么只会成为瓶中折花、空中楼阁，失去了生命的根基和能量的脐带，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花红无两日，月满不连宵”，烟消而云散，难得以长久。深望广大中医学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汉传）中医，则中医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世界人民幸甚！
高珊珊 2014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