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数”看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

摘  要：《周易》的思维枢纽在“数”，它是《周易》卦爻辞形式化、理性化的内在根据；通过《易传》对《周易》本经的语义转换和理论提升，“易数”摆脱原始思维“象数互渗”的神秘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范式。从内因说，“数”助推了《周易》古经文本的形式化、理性化；从外因说，又离不开《易传》对《周易》“筮数”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周易》数物相生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大数据”原理灵犀相通。
 

关键词：《周易》 数 原始思维  哲学突破  

研究《周易》，自然要述及《周易》文本的“经”与“传”。《周易》古经卦爻辞属于殷末周初先民占筮记录的汇编。《易传》属于对《周易》本经最早的系统化解释。本文围绕《周易》“经”与“传”的分界及与“数”的关联，对基于上古先民“狩猎-农耕”生活方式的原始思维之“哲学突破”，作出历史与逻辑还原。
 

一
 

《周易》古经卦爻辞主要保留下来的是殷末周初先民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场景，诸如渔猎、农耕、商旅、战争、祭祀、婚姻、争讼等。殷末周初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周遭的环境、事物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异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充满着压迫感，处处感到好奇、神秘、惊恐，这是上古先民卜问、占筮等神秘术数流行的根本原因。李镜池联系《周易》古经卦爻辞分析说：“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的思想幼稚，对事物的认识还不清楚，以为万物有灵，宇宙间充满了鬼神精灵，在监视和指示着人们的行动。除了祭祀求神福佑外，人们还用种种术数以探测神旨。术数可分两大类，一是天启的，一是人为的。两类合起来，对于探测神旨更为可靠。占卜是人为术数，星占、梦占是天启的术数。在《周易》里有星占、梦占，是作者采用了旧有的材料。《乾》卦的龙，《丰》卦的斗、沫，是星占；《履》卦的‘履虎尾，不咥人’，六三爻辞‘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是梦占。”（李镜池，1982年，第8页）如果不了解这些具体的场景，只加以一般性的发挥解释，就很难符合《周易》经文的本义，也不会理解上古先民的真实生活及其思想情感，也就看不清《周易》生命哲学的原初性根源。
 

有人把《周易》形容为“中华古老文化的黑洞”，一种玄暗而无底的深渊，似乎无论你向它投入多少，它依旧沉默不语。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言说，一种让人感到敬畏的言说。研读《周易》，徘徊荡漾于其人文与巫术相互纠缠的原始思维中，常使心灵受到强烈碰撞：“《周易》巫术给我们提供的文化信息毕竟过于陈旧了。但穿过泥泞的沼泽小径，扶去历史的尘埃，这里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宇宙’。不只有愚昧和稚浅，有黎明前的黑暗，有撕肝裂胆的痛苦与忧患；也有生的喜悦，爱的挣扎，……有轰轰作响的来自远古的回声，更有《周易》原始巫术文化的童蒙智慧，犹如晨星闪烁，撩人心魄，它牵引我们上下求索的文化心魂跋山涉水，寻访探问，渐入佳境”（王振复，2006年，第3页）。王振复先生从美学路径苦苦寻觅的“佳境”或“伟大的心灵宇宙”，正是《周易》哲学的本源——那隐藏在原始神秘思维面纱下的火辣辣的生命本相及其所浸润的生命意识。刚刚走出原始蒙昧，步入“渔猎—农耕”时代的殷周之际，虽然有了以甲骨文字、青铜器、牛马为标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但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依旧十分落后，先民的生命意识中，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依旧十分模糊，浓厚神迷的巫术遗风犹存，与淳朴稚嫩的理性朦胧地交织在一起，构成殷末周初先民观察自然、理解生命、寻求自我的思维背景，此种思维背景即现代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始思维”。
 

易学界一种观点认为，“八卦”原型是在龟卜蓍占的“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种见解的依据是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对古代“奇字”提出的“数字卦”假说。张政烺在《易辨》中指出，“数字卦”中“一”与“六”两个数字出现的次数最多，而“一”与“六”分属于奇数与偶数。这种带有抽象意义的奇数“一”，“奇字”形制为——；偶数“六”，“奇字”形制像一竖着放宽的“小于号”，进一步拉开放平即— —。这“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表明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了”（张政烺，1998年，第4页）。据此似可以推断说，“数字卦”是《周易》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原型。“筮”是一种神秘的术数。《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筮，数也。”从甲骨文、鼎器铭文所刻画的种种文字、图案来看，中华古代的巫术活动最初是与“数”这种抽象符号系统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到“九”这九个自然数，经过先民智慧的抽象简化演变为更加简易的阴爻（— —）阳爻（——），构成八卦的基本符号。不断问世的出土实物表明，镌刻于殷周甲骨、青铜器铭文或汉代墓葬竹简上的“数字卦”，是比较可信的阴阳筮符的前身。“数字卦”见于甲骨和青铜器这种与卜筮、祭祀活动相关联的“灵物”上，就更增加了阴阳爻原本是筮符这一结论的说服力。
 

先民“巫术”与“数”的神秘关联在《易传》文字中依稀可辨，它隐约表明《周易》用以占筮的阴阳爻象及八卦、六十四卦卦符的文化基因遗传自先民巫术中神秘的“数”。《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系辞上》云：“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数”在巫学思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数”就没有《周易》所记录的占筮活动，也就没有《周易》。值得注意的是，远古初民近观念世界中的神秘的“数”往往与种种巫术观念纠结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数”的观念并非是一种“彻底抽象的纯粹的数”的概念，而始终与某些神秘的事物、物像、意向活动亦真亦幻地纠缠在一起，从而带有超经验、非逻辑的神秘性。在远古初民的集体无意识中一触及某个数字，他们即刻会联想到其他很多神秘意象性关联和意义。这种原始思维现象，法国古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称其为“神秘的互渗律”。他在《原始思维》一书中以大量的实证材料从“原逻辑思维与计数的关系”描述了世界各地土著人的原始思维中数的“神秘的互参”现象，亦即“建立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数与事物、物象间的相互渗透的神秘关系。他说：“作为神秘的思维的原始人的思维也必然是原逻辑的思维，亦即首先对人和物的神秘力量和属性感兴趣的原始人的思维，是以互渗律的形式来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它对逻辑思维所不能容忍的矛盾毫不关心。”（列维·布留尔，第111页）可将原始思维的“原逻辑性”理解为一种“前逻辑性”或“非逻辑性”，在原始思维中，事物之间的联系不具有概念的规定性和分析的因果性，其前提是牢固地建立在“集体表象”中的神秘的感应或互渗。在原始思维集体表象的“神秘的复合”中本能、习惯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逻辑思维获得任何优势。“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很难存在赤裸裸的事实和实在的客体。这种思维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包含着神秘因素的：它感知的任何客体，不管是平常的还是不平常的，都引起或多或少强烈的情感，同时这个情感的性质本身又是为传统所预先决定的。”（列维·布留尔，第116页）
 

《周易》用以占筮的“数”带有原始思维的神秘性。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在其神秘的形式下又蕴涵着某些理性的因素，它使走出“原始思维”实现哲学突破成为可能。对这一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逻辑还原，需要从“前《易经》—《易经》—《易传》”三个时间节点加以把握。不难设想，在《易经》成书前，“占卜”“占筮”的术数活动已很流行，从殷商甲骨卜辞及《周易》卦爻辞可以推知，远古先民无论遇到自然界的异常变化诸如风雨、雷电、日食、月食、旱涝灾害、怪异星象，还是战争、商旅、迁徙、农事、祭祀、婚姻等重要社会活动，甚至做了噩梦、得了疾病、有了身孕、迷失道路，偶尔看到一只鸿雁飞过、房屋的栋梁弯曲、两只鹤鸟在树荫间鸣叫，诸如此类，都会惊悸不安，继而产生神秘的联想，于是通过龟卜、蓍筮探问“神秘的原因”并祈求福佑。这是典型的原始思维，人们依赖族群“集体无意识”中神秘的“互渗律”破译生产、生活、生命中“一一各别”的难题。这些凌乱、个别、多样的占筮活动和文字载体，为《易经》的成书准备了素材。
 

《易经》成书后“原始思维”的情形有了明显不同。《周易》成书，不论传统伏羲画八卦、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说法是否属于历史的真实，先有八卦，再由八卦两两重叠为六十四卦的逻辑递进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此种演变是基于占筮活动本身的需要。随着社会活动复杂程度的增加，八种卦象不足以涵盖日趋多样的占筮内容，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推演，形成六十四卦，以便满足占筮活动应对复杂的事物及变化。《周易》成书的意义，最重要的莫过于其对占筮活动归纳分类、统爻命卦的类型化和形式化，这与商人的占卜正相对比。商人占卜的活动不仅次数多，有关鬼神的占问尤其多，而且形式繁琐。不到一百年，仅以殷墟为主的几处出土的甲骨片便数以万计。一则表明殷人占卜活动的频繁，二则说明殷人尚未找到一种归纳分类处理兆象的方法。陈来这样分析《易经》的文本价值：“筮辞由原来零散、具体的记录，在《易经》整体规则的规定之下，一跃而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话语。当然在断占和解释时，可能需要以类比作为中介以便从特殊过渡到普遍，或从爻辞的特殊与筮问的特殊间建立起二者的关联，……筮辞的这种文本化，标志着学会使用文字的中华民族开始努力谋求从经验中把握普遍原理，并通过文字把这种把握凝结为普遍形式，尽管这种提升和凝结仍然包裹在神秘的外衣下，仍然受到卜筮活动的内在限制。”（陈来，第89页）依据《周易》文本体系的建构原则，人不再需要记住每一次占卜的经验，而是把吉凶顺逆的种种占卜结果集中提炼为八经卦、六十四卦的卦象，把卜辞式的纷繁记录“类型化”为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这样一来，人们占筮时只要把筮得的卦象结果与卦爻辞对检即可。在这样一种系统中，每一卦的卦辞及每一爻的爻辞已不代表“某一个别的原初经验”，而代表一种类型，一种原理，从而与大量零乱杂陈的卜辞相比，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周易》体系的建构下，个别上升为普遍，经验上升为原理，每一卦、每一爻都普遍化为“一类经验的象征”。“人们在这里终于摆脱了远古占卜的那种原初的个别性，掌握到处理经验的普遍性。这正是《周易》之所以为‘易简’‘简易’的特质。从远古占卜到《周易》的发展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种理性的进步，尽管这是卜筮系统内的理性化。”（陈来，第86页）
 

二
 

《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得益于《易传》。没有《易传》，单是《易经》卦爻辞最多可以看做是研究殷周之际或上古社会史的文献，谈不上有多少哲学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从周人的筮占中发展出一套哲学思想体系，而其他的占卜都始终停留在宗教巫术阶段？陈来的解释是：“因为《周易》一书本身包含了这种可能转化的特质和根据，即‘数’的特质。简言之，《周易》是以数为基础的，这使得摆脱鬼神观念而向某种宇宙法则转化成为可能，这虽然不见得是始作《周易》者的意愿，但却是人文化过程得以实现的一个内在根据。”（陈来，第83页）从内因说，“数”助推了《周易》文本的“类型化”和“形式化”；从外因说，又离不开《易传》对《周易》“术数”思维神秘性的哲学突破。

《周易》哲学突破，首先体现在《传》对《经》思想品性的提升。1.《周易》是表达“圣人”智慧的书。《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周易》作为传授“圣人之道”的书，其深刻的人文睿智，可以使人们大有作为。2.《周易》是反映宇宙普遍规律、蕴含深刻的哲理书。《系辞上》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又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并没有这么高深的智慧和深奥哲理，经过《易传》语义转换和提升，似乎处处蕴含着深奥的哲理。此种“极深研几”深刻洞察宇宙本质和事物变化几兆的哲学，无论对于沟通天下人的理想，还是成就天下伟大的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周易》是一部忧患之书。《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继之，《系辞传》把《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所谓“九德卦”先后陈述了三次，又称“三陈九卦”。朱熹认为：“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朱熹，第142页）忧患意识是道德力量与生命意志的源泉。从《周易》古经中可以看出，六十四卦中处处充满了险象、灾难，《易传》从中体会出，正是此种艰难险阻所引发的忧患意识，可以激发人的道德理性和生存意志。4.《周易》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系辞上》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依照《易传》的诠释，《周易》之制作，以开创和成就事业为宗旨，它包罗了天下所有的道理。所以圣人用它可以会通天下人心，确立伟大的功业，决断人们的疑惑。蓍占的功能，圆通而神奇；卦爻的德性，方正而智慧；六爻之变化，能够将事情的原委简明平实地告诉你。圣人用它来洁净心灵，藻雪精神，把《易》生命的大智慧深深密藏在内心，吉凶之事与万民同忧患、共命运。“知方神圆”“藏往知来”的“卦之德”“蓍之德”原本是筮法中的“神物”，经过《易传》的语义转换，提升为圣人“洗心藏密”“开物成务”向前推进百姓事业（以前民用）经世致用的学问。经过《易传》的定性与提升，《周易》不再仅仅是一部占筮之书，而成为表达圣人智慧、深刻哲理、忧患意识，能够经世致用的一部哲学经典。
 

其次，《周易》哲学突破，又表现在《易传》对“形上”之“道”的凸显。《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此种“形而上”的“道”，其哲学解释的逻辑空间很大。从筮法说，它是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术数”演变的前提和揲蓍推算的规则；从哲理说，则是《周易》哲学的最高范畴或终极原理。它既是天地万物的生命本原，又是天地万物的存在根据，还是生命宇宙的最高法则，更是一切真善美的价值依托。《易传》处处显示出“探赜索隐”解释“器”中之“道”的良苦用心。最典型的一例是《易传》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这句话的意义本来很简单，是说大为亨通，占问有利。依照闻一多、李镜池的考释，“乾”本当为“斡”，是北斗星之专名，《乾》卦属于星占。先民认为，北斗星是天的枢纽或纲维，它统摄维系着天体运行，所以“乾”象征天体。占得此卦，意味着大吉大利。（李镜池，1981年，第1页）《彖传》却发挥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样的宇宙创生论、生命本体论原理来。经过《彖传》的解释，“乾元”成为宇宙创生的“道”，它统摄着宇宙，是天地万物发生的根源。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中反复对比《经》与《传》在不同视域下所产生的“时代思想的差异”，使《周易》古经卦爻辞记录和反映的殷末周初先民生活世界中的原始思维、宗教情感和生命意识重见天日。有了对《易经》先民生活世界的真切了解，方可以见到成书于“轴心时代”的《易传》的“哲学突破”。《易传》把“道”“太极”“阴阳”作为解释宇宙创生原理和万物存在法则的哲学范畴，并据之解读《周易》古经的“象”“数”“辞”，对于消解古经卦爻辞“术数与吉凶互渗”的原始思维的神秘性，助推卦爻辞的语境转化、语义提升均具有重要的理性引领效应。

最后，《周易》哲学突破，还在于《易传》赋予象、辞以丰富的人文思想涵义。《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通常喜欢用卦象和卦象所代表的“物象”去形容事物的性格特征，此即《周易》解释体例的“取象说”。王夫之说：“孔子就伏羲所画之卦，因其象以体其德，盖为学《易》者示择善于阴阳，而斟酌以求肖，远其所不足，而效法其所优也。”（王夫之，第54页）“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之垂象于两间者也。而合同以化者，各自为体，皆可效法之以利用。君子观于天地之间而无非学，所谓希天也。”（王夫之，第55页）是说《象传》的意义在于因八卦之“象”以体天地之“德”，援天道以明人事，法自然以成人文。以乾、坤二卦为例，乾卦六阳成象，阳主刚健。《象传》根据乾阳刚健之象，引申出君子自强不息的德性，故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坤》六阴成象，阴主柔顺，代表大地。《象传》根据大地的平坦厚重赋予君子“厚德载物”的品格，故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乾、坤二卦的《象传》因“象”体“德”具有典型意义，其他各卦皆可以此类推。
 

经过《易传》的语义转换和理论提升，《周易》古经象、数、辞的具体意象、特殊语境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通过理论思维的抽象不断被形式化、德性化、哲理化。“八卦”提升转化为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宇宙的时空秩序，“六十四卦”仿佛成为人的生命存在境遇中的基本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三百八十四爻”成为人们把握宇宙时空秩序、判断行为得失、随机应变的行为节度。这一切自然的、超自然的象、数、辞，都要通过“圣人”的德性智慧统摄起来并变为天下“百姓”安顿生命的实践理性。《系辞传》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斖斖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系辞上》）传文中尽管还保留着“蓍占龟卜”“天象吉凶”“河图洛书”等上古巫术原始神秘思维的遗存，但其思想意义与“前《周易》”、“《周易》古经”时代先民意识中的“数”所表达的“神秘意象”已大为不同。它们被悬置在天地、日月、四时自然变化的时空秩序中，不再具有“原逻辑”或“前逻辑”的绝对性，而降格为一种圣人“执之”“效之”“象之”“则之”，经世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工具。有了这样的理解，《周易》的“象”“数”“辞”不再具有原始思维的神秘性及先民占卜活动的具体性，被转换为天地自然的象征、日月运行、四时变化的节律及“圣人”思想意志的表达。这样一来，《易经》卦爻辞中“象数互渗”的原始思维渐渐远去，卦爻辞原初的具体含义及特定语境逐渐被抽象提升为一般性的历史经验，进而被理解为表达“圣人”智慧的微言大义，于是“《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原本一部占辞汇编的《周易》成为先哲思维和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经”。
 

三
 

回过头来，再看《周易》筮法“数”的原理。《系辞上》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传文讲的是“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及揲筮求卦的方法。从《易传》上述揲蓍衍卦的“数”的运算原理来看，尽管“天地之数”“大衍之数”还保留着“成变化而行鬼神”的神秘性，认为“天下之能事”都可以通过如此推衍来解决，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大衍之数”的作者一再有意识地将“揲蓍衍卦”过程——“四营”中的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与天地自然中的“两仪”（阴阳）“三才”（天地人）“四时”（春夏秋冬）“闰月”对应起来，将《乾》《坤》二卦之策数（360策）与一年日月运行的周期数（360日）对应起来，并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策数（11520）当作“万物之数”。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强调了“大衍之数”准“天地之数”，《易》“与天地准”，《易》即“冒天地之道”，所以能“成变化而行鬼神”，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另一方面，更具有时代挑战性的是《易传》“化神秘为自然”的哲学突破，不经意中将“筮者，数也”原始思维中神秘的“数”蜕变还原为天地自然的节律数度，这种思维意向对易学哲学史发生深远影响，成为“术数”中经“象数易”走向“科学易”数理思维的逻辑中介。
 

早在大约公元前530年，古希腊智者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保存了对这种观念的记忆。亚氏转述说：“素以数学领先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但促进了数学研究，而且是沉浸在数学之中的。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他们见到许多事物的生成与存在，与其归之于火，或土、水，毋宁归之于数。数值之变可以成‘道义’，可以成‘灵魂’，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机会’——相似地，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亚里士多德，第12-13页）毕达哥拉斯学派十分看重构成一切“数”的基本因子“1”的重要意义，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从完满的一和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以地为中心。”（《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20页）这与《周易》“数生象”的逻辑十分相似。
 

“数”观念的形成对于人类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囿于先民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原初的“数”的观念往往与各种具体的意象杂糅粘连在一起，甚至赋予“数”以种种神秘的特性，这是布留尔所谓“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留在“数”观念上的烙印，远古先民的“数”思维，就像文明时代儿童最初“识数”时那样，常常要把某“数”与该数所代表的具体物象联想在一起。随着理性成熟和抽象思维能力提高，“数”渐渐远去它的生活原型，变成抽象的“符号”和纯粹的思维形式。抽象化、类型化、形式化的“数”观念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反作用于人类精神活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模拟物象、把握物象的“思维范式”，或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在指导人的生活实践中释放出巨大的理性力量。古代人不了解“数”观念形成由“殊相”到“共相”，由“个别”到“一般”的逻辑进程，源于自然数量关系被“抽象”化的“数”仿佛成为凌驾于自然事物之上“成变化而行鬼神”的“神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数”被“异化”的认识论根源正在于此！
 

随着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异化”了的“数”终究要回归其自然原型。《易传》中的“数”正处在“化神秘为自然”的认识阶段。《易传》关于“数”的两种来源的说法，就表明了这一点。譬如一方面说“天垂象，见吉凶”，“数”来自于“河出图，洛出书”的神启，这表明“数”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遗留者原始思维的神秘性。但即使这种“神启”，也离不开“河马”出“图”、“洛龟”见“书”的具体表象来。后人继之发挥出种种“数”的图示及图说，以至于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河洛学”，在神秘的形式下，引申出不少天文、历算、音律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易传》又试图将“数”的根源还原于天地自然，从天地万物的“象”中寻找阴阳、八卦之“数”的原型。《系辞下》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虽然没有直说“数”来源于圣人“观物取象”，但“八卦”之“象”与奇偶之“数”密不可分，说“八卦”来源于圣人对天之象、地之宜、鸟兽之文及人的身体的仰观俯察、远近取譬，间接地也就供出了“数”的原型与自然现象（“象”）的关联。
 

2500年前，古希腊智者、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完满数”，他的定义是，如果一个数是它的因数除去本数之和，这个数即为完满数。其实，《周易》中代表老阴之数的“6”，即使最小的完满数，少阳之数“7”所代表策数“28”，也是毕达哥拉斯说的完满数。《易》曰：“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下》）又说：“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易》数中的“六”“九”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中具有广泛影响。《周易》有“用六”“用九”的说法，“九”为“老阳”之数，又代表阳、刚、健等性、德、势、能；“六”为“老阴之数”，又代表阴、柔、顺等性、德、势、能。中国人讲空间之大称“六合”，家族亲情有“六亲”，人人祝福“六六大顺”，都和“6”攸关。“9”为一位数种最大的数。《周易》遇到阳爻称“九”，一卦6爻中最好的位相为“九五”，古代称帝王为“九五之尊”，“王登九五”，如今“九九重阳”为“敬老节”，均与“9”攸关。说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不去管它。人们日常说某某事是“巧合”，通常意味着有些神秘或不可理喻。其实，对有些“巧合”的现象，如果加以深思或逻辑推理，就会发现“巧合”并非神秘，更不是不可理喻。譬如说《周易》中“大衍之数”揲蓍过程的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等与天地、三才、四时、闰月、一年周期等自然现象的“巧合”，究其原因，就在于《周易》“大衍之数”原本是依据“天地之数”所代表的“宇宙时空”秩序设想出来的。《周易》这种“人谋鬼谋”相结合的占筮方式与殷商龟卜相比，在思维能动性上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飞跃。
 

四
 

当今世界已进入“互联互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数字化”时代。作为一种信息媒介的“数”，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从内政外交国家大事，到百姓琐事柴米油盐，都与看似抽象“寂然不动”却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数”密不可分。“数”不仅是沟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信息传媒，而且构成“现实生活”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基础。“数”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魅力，就在于“数”本质上是“客观世界”时空秩序、因果联系、存在状态和变化规律的数量关系的“抽象”，是天地万物生命存在与变化的“量”的“节度”。
 

纵览古今，没有那个时代像当今世界这样更切近或更看好《周易》“数”思维的能动作用和现实意义。《周易》中的“数”——如：“河图”蕴含的“天地之数”（55），“洛书”所蕴含的“洪范九畴”之数（45），“天地之数”（55）减去1—10个自然数的“中数”（5）所得之“大衍之数”（50），“大衍之数”（50）减去作为十个自然数的基础数（1）所得“大衍之数”的“用数”（49），揲蓍所得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之数（6、7、8、9）及其所代表的策数（24、28、32、36），乾坤二卦策数所代表的日月运行的“期数”（360），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总策数所代表的“万物之数”（6912+4608=11520）——所有这一切“数”，我们不妨用今天流行的网络语言说，即古代先民用以虚拟生命世界及指导人生实践的“大数据”。《周易》用这些“数”说明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幽冥变化的原因，命运吉凶的前兆，说这些“数”可以“成变化而行鬼神”，穷尽了天地间的一切。不免有些夸大和神秘，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看来，既不精准，也不科学。但是，把客观对象放在“数量关系”中去把握和认识，用“数”摹拟和解释大生命世界的时空秩序、因果关系、存在状态及发展趋势，本质上是契合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长期以来，易学界围绕“象生数”还是“数生象”问题争论不休，如果大家不再像庄子所说“蜗角争国”，其实问题并不那么复杂。从本体论维度看，“象”和“数”原本是混沌一体的自然存在；从认识论维度看，“象”是具体、特殊、殊相，属于“实体性”范畴；“数”是抽象、一般、共相，属于“本质性”范畴。前者是感性认识的对象，后者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是抽象思维的结晶。所以，就本体论说“象数圆融”，体用不二；就认识论看，逻辑上“共殊有别”，时间上没有先后。
 

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与《易传》“数成万物”的思想曾被批判为“数的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其实，它与“大数据”时代“数物相生”的科学思维在原理上是相通的。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十七章）这位古代哲学家沉思的“玄之又玄”的问题，在今天“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时代已完全成为现实。自然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海量信息”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技术及超大功能计算器生成“大数据”，此即“万物皆数”；把“大数据”的信息转化为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科学运筹、实践决策的依据，从而产生巨大的“实践效果”，此即“数成万物”。数物相生相成的现代“大数据”原理，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周易》“参天两地而倚数”的“象数思维”。

参考文献：

古籍：《老子》《庄子》《周易》

朱熹，2002年：《朱子全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夫之，2015年：《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

李镜池，1982年：《周易探源》，中华书局。

李镜池，1981年：《周易通义》，中华书局。

张政烺，1998年：《易辨》，载《中国哲学》第十四辑，人民出版社。

王振复，2006年：《大易之美——周易的美学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来，1996年：《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列维·布留尔，丁由译，2009年：《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

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1983年：《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1984年：《西方哲学原著宣读》上，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