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把周易哲学称为“宇宙代数学”
◆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其互补性思想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息息相通。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最让玻尔感到激动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了“太极图”。他认为,“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最能体现“互补又互斥”的精神,玻尔把它作为他的爵士盾形纹章的主要图案。
“科学易”是指从自然和自然科学角度研究《周易》。
《周易》是中国古代智慧的宝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所在,一直被称为“群经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即认为《周易》与大自然、自然国学存在密切联系,是自然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自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很多人把牛顿科学视为具有普世价值,《周易》被戴上“不科学”、“迷信”、“神秘”等帽子,一直被批判或被歪曲成是卜筮之书。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简要介绍“科学易”的由来和进展。
引入西方自然科学解释《周易》
20世纪初,自然科学开始出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与牛顿科学概念有很大差异的一些新理论、新概念,使有些科学家重新研究《周易》。中国学者如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试图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来解释《周易》,论证阴阳、八卦与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元素周期表、统计分布等基本概念和一些定律的相似之处,大多是印证、对比、解释方面成果。如梁启超把《周易》称为“数理哲学”；冯友兰把周易哲学称为“宇宙代数学”；薛学潜的“超相对论”,不仅以现代科学比附于《周易》,进而有所发展。国外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科学家表现了对《周易》一些概念的浓厚兴趣。如刘子华在法国的博士论文提出“八卦宇宙论”,得到当时法国学者的认可。
尼耳斯·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与爱因斯坦并称为“双子星”。玻尔是量子论的总舵手,对20世纪的物理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玻尔的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互补性构架”之中。其互补性思想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息息相通。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最让玻尔感到激动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了“太极图”。他认为,“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最能体现“互补又互斥”的精神,玻尔把它作为他的爵士盾形纹章的主要图案。
这一时期有关“科学易”的研究特点是比较分散,处于开始阶段。
“科学易”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自然科学进展很快,同时也对自然科学进行反思,出现了后现代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快速发展和普及,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工作的人员增加很快。
美藉华人李政道、杨振宁两位博士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李政道1972年10月22日说:“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和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的学说有相似的地方。”杨振宁曾说,他之所以怀疑O.Laporte的奇偶性不灭定律,这和他在西南联大读《易经》时的心得有关。美国卡普拉(F. Capra)把《周易》一些基本概念与现代物理学中基本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后,评价《周易》是人类最古老的一本智慧的书,在二千多年中一直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有关周易科学的著作,除上述卡普拉(1975)外,还有田新亚(1976)、陈立夫(1979)等。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周易热”,其中包括对周易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1984年起国际上每年召开易经国际讨论会一直到现在,参加会议的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84年5月“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这是20世纪召开的有关《周易》研究的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学术会议,本次大会主持人赞成引进一些现代科学的新方法,为《周易》研究开拓新领域。冯友兰在会议的祝词中重申“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唐明邦在开幕式报告中支持开展《周易》同自然科学的关系研究,赵庄愚、赵定理等提出了“科学易”,会议后发表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自此,有关“科学易”的论著增加很快。朱灿生、潘雨廷、邹学熹、杨雨善、董光壁、焦蔚芳(美国)、田新亚(新加坡)等对《周易》与当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概念进行了研究,都有不少成果发表。
1989年5月9—12日《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市举行。会议认为,《周易》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了精辟的象数理论和对自然本源的重要认识。它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一部科学著作。1990年10月16—19日在安阳市召开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两次会议都出版有会议论文集。从1991年起,每年在安阳召开一次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每次会议都有关于《周易》与自然科学关系方面的论文。著名中国周易学者张岱年认为,有很多自然科学家以现代最新科学的观念与周易思想相参照,可称为科学派。我认为,以现代科学观念与周易相参照是最有价值的尝试。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也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是含有科学内容的,当然也夹杂着迷信思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因此,周易与自然科学关系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这时起,有关周易科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逐渐增多,议论趋于热烈,并开始引起各界的重视。较为重要的一些论文(著作)有:朱灿生提出太极是科学的灯塔；李树菁把《周易》基本概念与板块成矿和系统科学等许多当代科学基本概念进行了系统比较；潘雨廷、杨雨善对阴阳、八卦与生物遗传密码的有序排列进行了研究；董光壁、应鼎成、顾明从数学角度对易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邹学熹介绍了蔡福裔关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八卦排列的重要成果；黎凯旋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六十四卦方阵进行了深入研究；范垂仁提出八卦定灾指示图,改进现代水文预测方法,并取得较好效果；周万福根据周易理论对大地震、异常气候进行预测方法的研究；商宏宽、徐振韬等分别从地震预测、太阳物理等角度解释了震卦和丰卦的卦爻辞的科学涵义；刘发中从信息论角度、劳维斯·贝拉从控制论角度对阴阳、六十四卦进行了探讨；刘辰楼提出太极科学等。王赣等用二进制表达六十四卦,从而引发对德国著名科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二进制与六十四卦关系的辩论。徐道一等提出了太极序列,用以解释太极、阴阳、八卦基本概念；郑军对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九宫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太极太玄体系新假说,阐述了它们的天文背景和物理背景等。
对“科学易”存在着争议
进入21世纪,人们对“科学易”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周易与自然科学关系。这是由于当代社会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技术之上,后者又是建立在300年来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当前人们面临的战争、经济、诚信、安全、环境、人口等各种危机,都与自然科学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周易》所代表的基本思想体系,尤其是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部分,确实对克服上述负面影响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中开始出现一些新发展方向,如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持续发展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等,具有向周易研究方法和思路接近的趋势。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使人们容易从静态的、封闭的、连续性的框架中脱颖而出,从开放的、跨越式的、动态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从而对《周易》容易理解。
张岱年提出,六十四卦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正是反映了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他支持开展科学易研究。
周易与科学的基本概念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现代物理学正在面对重新评估“时间”的涵义。自古以来,古人研究天人合一,认为时间是具有整体性的。赵定理认为古人的“时”就是天体运动的“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间所代表的天体运动的整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张祥龙提出周易的“时”具有“原发天时”性质；徐道一用“消息时”(或“信息时”)来说明“原发天时”等。这可能是中国古人与西方学者对“时”(time)理解的基本差别所在。
《周易》的基本概念(太极,阴阳八卦等)主要着眼于研究事物之间联系,而不是物质本身的,大致相当于自然科学中不依据概率定义的“信息”的涵义。在《周易》中,早已对与信息有关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相当严密的体系。由于《周易》所用的术语与科学的术语完全不同,因而不为当代学者理解。
进入21世纪,已知有一些重要例子证明,中华传统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可在当代科学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吴文俊院士在把传统数学与当代计算机科学有机结合方面进行了创新,走到了该领域的科学前沿,他提出在21世纪《九章算术》可能会凌驾于《几何原本》之上。郑继兵应用河图洛书基本原理研制的和合仪在实际医疗试点中已获得初步疗效。徐道一运用取象比类方法中期预测2011年日本9级地震等。此外,在大地震、洪水等天灾预测方面有多次较好的预测成果。在此基础上,已出版不少有关著作以及难以计数的论文。
同时,对“科学易”存在着不同看法,争论很激烈。如李申反对“科学易”的研究方向,认为“科学易”研究对科学的发展没见什么成效,倒是为算命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学术保护。后来他引用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的讲话,认为《周易》中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科学成果,《周易》也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甚至还起到了一种阻碍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杨振宁等人的看法引来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对声音,不少人进行反驳。
当前,自然科学的片面发展已暴露出严重缺陷。中国的未来发展如果仅仅依靠西方科学“一条腿走路”,已经感到十分吃力。应该着重指出,以《周易》为理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尤其是与研究大自然有关部分,即“科学易”)与以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两个存在着基本差异的思想体系。不能以其中任何一个思想体系作为标准来解释(或取代)另一个思想体系。两种思想体系是可以互补和交辉的。
《周易》是古老的,但它的基本思想体系是可以应用到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可应用到自然科学中。吴文俊、翁文波院士等的事迹表明,把中华科学传统与西方科技有机结合是创新(元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