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世纪之交一度轰动国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近来似乎渐被人们淡忘。暂时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报告》），牵连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情结，看来无论如何都难孚人望。纯从学术上说，一套牵强而并不完整的具体年代和数字未必就那么紧要，也许背后的一系列观念和意向更值得学界反省和深思。

一、研究理路的检讨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困境和难处人所共知，但相关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文本”可循。当下可行的路径，应该还是在现存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目前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或者在得不出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制定几种备案，而不必强求圈定一种结论。实在说，断代工程匆匆作业，并未对现存“文本”进行深到、仔细、有所突破和发明的系统研究。《报告》所反映的研究理路，几乎是将现存“文本”悉数打散，然后与各种旧有的或重新提取的证件（文字的及非文字的）作不恰当的比附，又从而以一个个自认为“最佳选择”的年代拼凑出一个总表。这样的做法只着眼于既有年代系统已知或可能的错误部分，而全不顾及这类系统总体上可能的合理性，其结果可想而知。

现存的三代年代学“文本”主要有三种：一是《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一是《史记·鲁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一部分）所记载的鲁国纪年 ；一是《汉书·律历志》所存录的《世经》中的西周年代。《纪年》古本早佚，现在仅存的佚文零落过甚， 大不足用；今本内容尚较完整，然丛脞有如杂俎，向被指为伪品。不过研究表明，今本《纪年》所记仍大略承古本而来，并非尽出于后人的造作，只要下功夫清理一番，也还不难据以恢复古本原载的年代。《史记·鲁世家》记有鲁考公以下年数，公认是可靠的年代学资料，可以作为推校西周王年的基础性参照系，今本《纪年》亦采录了大部分鲁公的卒年。《世经》一书，一般认为出自西汉末刘歆之手，所记周初年代凡武王在位7年、周公“摄政”7年、成王在位30年，纯由《三统历》谱推排得出，未可信任；自康王十六年起续接鲁国纪年，而所记鲁公年数又较今本《鲁世家》多出六十余年，当以今本《鲁世家》为是。晚出诸书，以《帝王世纪》较有代表性，其西周部分大致采用了《世经》的年代框架，但自康王以至厉王的在位年数系重新估定，多不可从；宋元之际各种古史著作中的西周王年，实皆主承《帝王世纪》，惟个别年代稍有调整。专就西周年代而言，从《帝王世纪》直到近世各家的考证，实际上都曲曲折折地会归于《纪年》和《世经》的两个系统。假如肯定《世经》所推周初王年不可靠的话，那么现在致力的主要方向就应是清理《纪年》的原载，并以鲁国纪年作为基本的参考标准。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与取证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程虽亦设有文献研究专题，最后却对以往的主要争议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获得公认的解决方案。

工程所制定的《夏商周年表》，见于《报告》附录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表。其中夏代和商代前期均无具体年代，商代后期王年也多缺略，具体到位的只有西周王年。然而就是这半个表，也让人不胜迟疑。下面即着重就此表的西周部分作些简要的分析。

《报告》所录西周王年的推求过程甚为复杂，但细检其理路也不外这样几项：其一，由已知的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及史籍所记厉王在位37年之数，并假定共和元年为厉王三十七年当年改元，推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其二，由古本《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录，用天文方法测定该年为公元前899年；其三，由上二项推定懿、孝、夷三王共在位22年，并各为分配年数（均无确据）；其四，由所制历谱推得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2年，且亦假定该年为穆王五十五年当年改元；其五，由上项推定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其六，复由上项及古本《纪年》等所记昭王在位19年之数，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95年；其七，由所制历谱推得康王元年为公元前1020年、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其八，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最终从东汉郑玄提出的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之说，选定西周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这一理路以各王年分别推证，对文献数据的选取非常任意，而由历谱推出者实似猜谜。为验证工程年表的可信性，我们尝试由今本《纪年》及鲁国纪年推校古本《纪年》原载的年代，结果得到与工程年表迥乎不同的西周年代系统。

（一）今本《纪年》的最大问题，在于周初年代改变古本所记，采取了刘歆《世经》之说，以武王在位7年、成王在位37年（包括周公“摄政”的7年在内）为纪；又由干支纪年的推排，调停古本《纪年》所记西周积年共257年之数，以所定成王十八年为257年的上限，并指认此年为成王“定鼎”之年。这样，所推西周积年就比古本所记多出了24年而增至281年，这一点，王国维先生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早已指出。不过由此还可知道，今本对古本所记康王以下各王的在位总年数并未变动，变动的只是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

（二）今本《纪年》载康王在位26年、昭王在位l9年，这两个数据当都是承古本而来的，在没有发现强有力的新证据之前断不可更动。据此，仍以西周积年共257年为准，可知康王元年为公元前1007年、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81年。这样也就可见，由康王元年溯至257年的上限（公元前1027年），实际只有20年——我们相信这个20年之数即是古本《纪年》所记武王、成王在位的总年数。具体年数的分配，最合理的是武王克商后次年即去世，在位仅2年，成王在位共l8年。也就是说，今本《纪年》多出的24年当斩去不计，方合于古本。

（三）今本《纪年》改动古本的另一大问题是穆王的在位年数。古本《纪年》明载“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年”（见《晋书·束皙传》），可知今本记穆王在位55年不合于古本。今本穆王部分的最后5条，一为三十七年“伐越”，一为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山”，一为四十五年鲁魏公卒，一为五十一年“作吕刑”，一为五十五年“王陟”，后3条当皆非古本原文。今本记鲁侯伯禽及幽公、魏公卒年，因误信刘歆所推定的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之说，皆较鲁国纪年推迟了7年；按鲁国纪年，伯禽实卒于康王九年（以鲁武公在位10年上推），幽公、魏公则分别卒于昭王七年、穆王三十八年。由上面所定昭王年代，可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62年；现在假定穆王在位39年，则其薨卒较鲁魏公迟一年，应在公元前924年。此年上距古本《纪年》所记武王伐纣年共104 年，既大致符合“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之说，又合于民间所传穆王寿105岁（虚岁）之说。今即从此数，则又可知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3年。

（四）今本《纪年》载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七年，不确。与鲁国纪年相校，按今本《纪年》的系统，当言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九年。不过所记也和此前三位鲁公的卒年一样被推迟了7年，故上推7年，即可定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二年。已知鲁厉公卒于公元前888年，则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899年。工程据古本《纪年》的可靠天象记录，用天文方法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可说是所拟西周王年中唯一正确的结果。据此又可知共王在位凡24年。

（五）今本《纪年》载孝王在位9年、夷王在位8年，当亦承古本。前者既无从肯定也无从否定，后者则可由《左传》等证实。《史记·卫世家》载卫顷侯以厚赂夷王为侯，因顷侯即位于公元前866年，故以夷王在位8年计，夷王元年不得超过公元前873年。这是考求西周后期王年的一个重要数据，此下厉王的年代亦必须参考这一数据推定。

（六）厉王及共和的纪年是个复杂的问题，断代工程显然考虑不周。古本、今本《纪年》皆不以共和单独纪年，近年出土的陕西眉县铜器也反映出共和不是独立的年号，这便对工程所定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仔细抽绎各种文献记载，我们以为共和期间王室纪年仍用厉王之名，并未废止，史籍或载厉王在位37年，当包括共和的14年在内，而不是后者接续前者。若从此说，则厉王实际在位23年，其元年应为公元前864年。顺此上推，可知夷王元年为公元前872年，孝王元年为公元前881年，懿王在位18年。《史记》的卫、齐、陈诸《世家》所见年代，均与此相合。今本《纪年》载共王在位12年，短缺了12年；懿王在位25年，多出了7年；厉王在位12年（包括共和在内共26年），短缺了11年。三者相抵，共短缺了l6年，此即所记穆王在位55年所多出的16年之数。是又可证今本《纪年》变动古本的穆王以下年代，仍是在古本257年的积数框架内调整的，并未尽弃旧载。其所以确定厉王实际在位12年，当是由误认为厉王37岁时去世推算出来的。今本在孝王七年下有一注：“是年厉王生。”按此注，是年下距共和十四年厉王卒恰好37年；今补人厉王在位年数短缺的11年，则厉王去世时应为48岁。由此又使人想到，王室在共和期间可能曾以厉王的年龄记事，大约今本《纪年》误以厉王的纪年为年龄，而《史记·周本纪》的“三十年”、“三十四年”又误以厉王的年龄为纪年。西周后期王年的一系列混乱，当皆由后人误以共和的14年接续厉王的37年所致，故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亦只始于共和元年。

以上内容，笔者另有详考，虽不敢说是古本《纪年》的完整恢复，但我们自信所考是接近于《纪年》原本的，且与鲁国纪年密合。为简明起见，这里仅将所考结果与工程的研究结果表列比较如下：

二者相校，共和以前王年除懿王元年外，乃无一相合。古本《纪年》出于先秦晋国、魏国的史书，所记必定是有来历的，除非今后有更早、更可靠的“文本”出现，便绝无任意改作的理由。准此，工程暂定的西周年表就完全不可用。其主要失误有两端：一是对穆王的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共和不单独纪年。由前者上推，则商、周年代分界势必会提前；由后者上推，则共、懿、孝、夷诸王的在位年数势必会缩短。古史年代原是一个自在自足的系统，稍有差池便会弄得面目全非。工程既脱离古文献中已有的年代框架而另搞一套，又处处靠推测与“拟合”定弦这就无怪乎整个研究工作虽东搜西讨，仍不免顾此而失彼、左支而右绌。

关于夏、商年代框架，工程暂定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商代始于公元前1600年，并未超出传统的认识范畴。古本、今本《纪年》均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由这两个数据推算，假如仍以周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27年为准，则商之始年在公元前1522年，夏之始年在公元前1992年。工程对商之积年，采取陈梦家先生之说，以为从商汤立国到文丁去世之年（亦即周文王“受命”之年）共29王、496年，不包括帝乙、帝辛的年数在内，故又由相传的文王在位51年、武王克商前已在位5年之数，推定帝乙、帝辛共在位56年，商之积年应为552年。可是这样处理，就使得《纪年》所记商、周积年之数不相接续，中间悬隔56年，甚不合于历史记录的通则。我们以为，古本《纪年》所说的“二十九王”当包括太丁及帝乙、帝辛在内，而很可能不及外丙、外壬。今本《纪年》实载商代30王而无太丁，各王在位年数累计为508年，比所录商之积年总数496年多出了12年，而这个12年恰好是所记外丙2年、外壬10年之数。大约今本据史籍削去太丁而补入了外丙、外壬，却又未与其他王年及篇末照抄古本的商王人数和总年数相检照，遂致前后相抵牾。今本所记商代前期各王的在位年数还是可以参考的，惟太戊75年、祖乙19年之数大概需要互换，而工程的研究皆弃置不顾。工程估定的商代后期王年问题很多，虽间采古本《纪年》而亦不顾今本，兹不缕述。其中的要害还是由所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上推，而此年的推定本不可靠，则所拟商后期王年也便失去了基本的支持。

夏之积年，工程徘徊于古本《纪年》所记的471年与《易纬稽览图》所记的431年之间，最终权从471年之说。据我们研究，这两个数据之间本无关系，而今本《纪年》亦欲调停二者，遂亦导致混乱。今本于“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下有一注：“始壬子，终壬戌。”按此注推算，自壬子年至壬戌年，恰好是431年；但今本实载夏积年为491年，与上二数皆不合。问题即出在对所谓“无王”阶段年数的估计上。今本《纪年》用干支推排夏王年，以帝相元年为戊戌年，少康元年为丙午年。若按夏积年为431年之说，则戊戌年下距丙午年仅有8年，显然与史实不符；今本《纪年》增入了干支表一周的60年，以帝相在位的28年与寒浞在位的40年相接，则帝相元年戊戌下距少康元年丙午便有68年。我们以为，古本《纪年》可能原载帝相八年寒浞杀羿（见于今本），自次年下至寒浞被杀共40年，这样夏积年即为471年；今本《纪年》囿于后世流行的“帝统”观念，改以寒浞在位的40年上接于帝相在位的28年，从而使得夏积年总数也较古本《纪年》多出了20年。若必欲使今本的干支纪年合于471年之数，则当言夏年始于壬申而终于壬戌。以干支推排古代王年始于东汉初年以后，而这种推排常有错误，此为学者所习知。问题还不止于此，今本《纪年》又假定夏王继位后，须为故王服丧三年毕始正式登基称元，故所记夏王年全无条理。今由其干支纪年所差得的“服丧期”，或作4年，或作3年，或又仅及2年、1年，或竞无“服丧期”，可见其推排未定，还只是胡乱尝试的一种草稿。这类把戏必出于东汉以后，或受到《孟子·万章上》所说的尧、舜、禹皆有“三年之丧”的影响。至于431年之数，大约是刘歆由《三统历》谱推排得来的，今本《纪年》的参据和《易纬稽览图》的转录都应出于《世经》，根本谈不上什么“殷历家的说法”。现存《世经》载夏积年为432年，或出于后人抄误，或因夏、商分界年的计数而导致差一年，皆无足深究。总之，估定夏年代框架，纬书是不可据的，现时唯一可以参考而较为可信的数据仍是古本《纪年》所记的471年。

这里无意迷信古本《纪年》，但古人既留下了这些记录，后人的年代学研究就必须首先给以彻底的审查。在这项工作未有切实的成效之前，其他任何推求方式都是舍路而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