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2)

1．考古验证

以考古验证古史年代，首先就有个适用范围问题。假如考察对象是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前的遗物，那么样品测试可以提供相对适用的年代数据，并且误差放大到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也还算准确；但若仅限于文献史学的年代，并且要弄清年代细节，那么测试手段便会显示出它所固有的局限性。蒋祖棣先生撰文批评断代工程的方法论，曾特别提到这样两项不合理的要求：一是工程要求“C年代数据，要达到±20年左右”；二是工程C专家又要求考古专家“建立样品与王世的可靠关系，……如果无法建立这样的关系，样品对于年代学就没有意义”。这两项要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时出乎局外人的想象。例如沣西遗址的发掘是工程建立商-周考古界标的基础，发掘报告便将遗址分期与王世对号，分为“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第一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第二期）等各期。这样的分期为迁就C测年而采取，最短的期段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绝难令人相信。且不说工程极有限的“抽样”调查未必会有什么新发现，即使仅就这种与王世对号的分期方法而言，也为严格的考古工作所不允许。C测年数据要求精确到±20年左右。甚至比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误差还要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况且C测年本来也只有68％的置信区间。其实谁都清楚，考古的地层划分和出土器物并不能成为确定实际年代的直接依据，即使测试得再精确也不行。工程之所以提出此类有违于科学常规的要求，目的仅在牵合硬性缩小武王克商年选择范围的做法。实则这一范围未尝不可通过文献记载推定，原不必费许多周折。例如由鲁国纪年可以推知伯禽卒于公元前999年，假定他受封于成王元年，在位20-50年，那么即可约略确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此即工程所主张的范围）。不过伯禽在位50年的假设显然估计过高，更可信的记录还是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工程最终选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已接近所定武王克商年的上限，牵合之迹显然。

工程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作为夏-商考古界标，以“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作为探讨早期夏文化与夏王朝起始年代的考古学基础，在考古学者中间也存在很大争议。二里头文化内涵复杂，既往的认识多以其早、晚期段分属夏、商，这在理论上不一定合理；即使权从此种分法，其早期部分的考古测年也不够文献所见的夏代年数。工程采取拼合的办法，以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以填补其间的空白。实际上，如果从古本《纪年》所记，认定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0世纪初年，那么此种拼合即可消除。不过说到底，仅用“支离破碎”的考古材料而欲拼凑出一个“王朝”，并不是根本的办法，而且各地龙山文化晚期大都延入传说的夏代范围之内，考古分期的绝对年代不一定可以移作划分历史年代的标准。

2．天文推算

在年代学上，天文推算的有效性已得到不少国际性的实证。工程的运用有两项值得肯认的成果：一项是周懿王元年的验证和确认，这在本文上节已提到；另一项是对五次甲骨月食的年代推算。学者对后一项成果还有疑议，如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先生就批评工程的《报告》只记推算所得的西历年而省略了月、日，因为这些西历年的月份有的与甲骨文原有的月份不相应，日干支也有的不合历谱。不过工程的推算毕竟以甲骨文的可靠记录为基础，由此大致确定商后期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尚略与传统的认识相合。但对商后期纪年，工程在各种矛盾的记录中选取最晚出的253年最低数，以与所定武王克商年相契合，也不可据。按现时大多数学者的一般意见，古籍所引古本《纪年》的773年之数当是273年之误，由公元前1300年减去273年，则商亡正在公元前1027年。773年之数当由宋代《史记》版本注文的误刻造成，见于现存的南宋黄善夫刊本（即百衲本），而这一误刻很可能出自南宋时尚存于馆阁的今本《纪年》的抄误。

工程的天文推算另有两项成果，一涉武王克商年，一涉夏代始年，因所据文献资料有问题，则皆难获得认同。武王克商前后的天象传说，主要见于《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其中最紧要的是“岁在鹑火”一语。据我们所考察，伶州鸠语中的天象内容绝非周初实录。第一，伶州鸠语原文实分前后两事。前者记伶州鸠谏止周景王铸大钟，为典型的儒家言；后者专讲“七律”出于自然及武王“吹律定声”的故事，实出于兵家言。二者来源不同，思想并不一致。第二，二十八宿及十二次知识不大可能形成于春秋以前，这点学者已多有论说。伶州鸠语中的“岁在鹑火”当是战国时人用不超辰的岁星纪年法推导出来的，与所推年代的实际天象并不相符。第三，《荀子·儒效》篇所说的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太岁”，用的是极晚出的太岁纪年法（与岁星纪年法次序相反的虚构形式），大抵谓“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与伶州鸠语所说不属于同一系统。依《周语》韦昭注，鹑火之次指张、翼、轸三宿，三宿在二十八宿系统上皆属南方，与“东面”之说并不相合。《尸子》记武王伐纣，鱼辛谏“岁在北方，不北征”，又恰与岁星正当其位之说相违。此皆出于战国秦汉间的兵忌之说，“迎岁”乃指“逆岁”、“背岁”而言，绝非是指顺迎岁星的位置。第四，《世经》对伶州鸠语的逐句解说，是依据《三统历》谱，用岁星超辰法推演的，不能用以与伶州鸠语互证。第五，伶州鸠语中包含“五德终始”说的内容，其中讲“数”而专注于“七”，音尚大林（林钟），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汉为火德”说相应。第六，伶州鸠语中的武王“吹律定声”故事，实出于汉代流行的“旋宫法”，亦即以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主音）以定不同音高的五声音阶及其他音阶的一种方法（其法略见于《礼记·礼运》郑注及孔疏），而古时兵家常用以论兵。根据以上几点，可以判定伶州鸠语中的天象内容为晚出的伪史料，并非乐官世家所传的真材料，故不能用以推求武王克商年。

此外，又有关于利簋铭文的一种解释，也被工程用作武王克商时岁星正当其位或岁星上中天的认识依据。据我们理解，铭文中的“武王征商，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朝”字当讲为“初”；“岁鼎”通“岁正”，指正月初一；“闻”通“殷”（衣、夷），指殷人的夷人身份。如是则全句可译为：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人，一大早就占领了商城。铭文原很直白，与岁星并无关系，故亦不可作为天象资料使用。依此而论，周人灭商是乘商人过大年之机偷袭成功的，而商周之际尚行用传统的夏历（历日记录可能采取商末通行的“一甲十癸”之制），未必有后人所称的建子、建丑之别。后人用周正推导，故致武王克商的甲子日被推迟到二月末或三月初，此又为研究古历照搬后世历法之弊。对工程构筑西周始年的工作，不论从文献记载、历日推排、考古验证或天文推算上看，只要否定了其中的一条，其整个基础都将根本动摇。

工程对夏代天象的考察，有禹时“五星聚”及仲康日食两事。所用“五星聚”材料采自纬书《孝经钩命诀》，是最难依据的。查现有资料，有关“五星聚”的明确记录，最早的是见于《史记》之《天官书》及《张耳陈余列传》的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汉书》则有5个篇章言及其事。然而《魏书·高允传》早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所记不过是“史官欲神其事”，与实际天象并不相符。至于周文王时“五星聚房”及齐桓公时“五星聚箕”之说（见《宋书》之《天文志》及《符瑞志》等），则尤为晚出的无根之言，故断代工程亦不以前者用于推求西周王年。比较具体的“五星聚”记载见于《汉书·律历志》：“前历（《颛顼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即斗、牛间）。……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大抵“五星聚”的话头到《太初历》颁行以后始渐为历算家所重，其广传可能更在刘歆改造《太初历》为《三统历》之后。故桓谭《新论》云：“从天元以来，讫十一月甲子朔朝冬至，日月若连璧。”（《初学记》卷4引）虞喜亦云：“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连珠，俱起牵牛之初。”（《史记·历书》索隐引）这些话显然都是附和《太初历》、《三统历》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太初年间以后，所记高祖元年之“五星聚”很可能也出于《太初历》编制前后的造说。纬书起于东汉初以后，故附会“五星聚”亦不遗余力。如《古微书》卷2引《尚书考灵曜》：“天地开辟，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牛，⋯⋯ 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书卷4又引《尚书中候》云：“天地开辟，甲子冬至，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类材料在纬书中不知凡几，现存《开元占经》卷l9《五星占》部分的引录仍然连篇累牍，可以参看，周文王时“五星聚房”之说即出于《春秋元命苞》。工程《报告》所引《孝经钩命诀》之文，性质并无两样，且原文“炳炳”二字上当有“日月”二字。如果相信所记是“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的夏代天象，那么纬书多将“五星聚”推溯到“天地开辟”的时代，现代天文学又如何测度?工程天文专家推算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曾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报告》又称“最难得的一次”），这对推求夏代始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古人虚拟的“五星聚”与现代天文科学的推算原不相关。古代天文观念与现代不同，说古人不能逆推真实的“五星聚”则可，说古人不能有虚拟的“五星聚”观念则不可。必以为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只“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而不可能出于虚拟，无乃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至于所谓仲康日食，反映的是季秋房宿日食的晚起知识（一般认为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工程既已核实以往的13种说法都有问题，则更不必测算。美国学者或据《左传》所引《夏书》的月份及经过校改的今本《纪年》的干支以事推算，而推算结果的年、月、日又无一与工程的推算相合，可见对古人的这类假想性的记录无法较真。

3．金文历谱

金文历谱的制定和应用，在工程的研究工作中具有其他手段无法相比的作用，而问题也最多。学者或说年代学研究的基础在于历法，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所以由试谱的某种年历推求古代王年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质诸现实的情况，在古代历法真正得以考明之前，所有重新安排的历谱都是有问题的，用以套合古代王年徒劳无益，前辈大家如郭沫若、陈梦家、岑仲勉等先生对此都早已有中肯的论说。近年也有全程参加工程金文历法小组工作的专家，对工程的历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可见这项工作在目前还靠不住。

工程金文历谱的构建以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为基础。《报告》第19页载这类要点有四：（1）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2）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3）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闰；（4）西周改元有逾年改元和当年改元两种。这几项预设没有一项是单一的肯定性的，因而都是需要特别加以证明的，然而工程并没有进行讨论和举证，便径直用作了研究工作的前提。想来工程专家对这几个要点亦未必完全自信，因为据现有的商、周历法知识都不难举出反证。如月首问题，首先是西周时是否已有“朔”的概念尚存疑问；而即使已有“朔”的概念，那么“朏”和“朔”的转换在何时，当时人是否已认识到“平朔”与“实朔”的区别，也都需要有确实的考求和说明。岁首问题，争议亦多，清人已以为周正建子始于东迁以后（见陈厚耀《春秋长历》卷七）；近20年间，学者对殷正建丑更提出了种种质疑，因有殷正建辰、巳、午、未、申、酉、戌诸说。闰月问题，工程忽视甲骨文、金文中并非仅见的“十四月”（已知者约有6例）显属失当；而商代及西周是否曾于年中置闰，各家意见也不一致。改元问题，工程特设共王、共和当年改元，实为迁就历谱而并无根据，且如本文前述，共和原不单独纪年。

由于整个历谱不可靠，工程所设置的推求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除“天再旦”与懿王元年当作别论外，其余也就都不能令人放心。问题最严重的是西周后期诸器。吴虎鼎明明有“王在周康宫夷宫”、“申剌（厉）王命”之语，完全可以定为厉王时器，而工程偏偏将就历谱定为宣王时器。晋侯苏钟很可能是宣王时器，其铭文所记史实大合于载籍所见宣王六年（前822）伐徐戎、淮夷事（可参今本《纪年》及《诗·大雅·常武》），而工程又定为厉王时器。按工程专家的解释，厉王三十三年相当于晋靖侯（晋献侯之祖父）十三年（前846），铭文中的“晋侯苏”当是献侯于宣王六年即位后追称。这个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器物既是铭记战功的，何以要刻于二十多年后？而且当时无制作，又置时王的奖赏于何地？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晋人的记录用的是宣王的年龄，而不是宣王的在位之年。假定宣王生于本文上节所考的厉王十一年（前854，是年厉王22岁），那么下及他即位之六年，为33岁，故晋侯苏钟铭文称“唯王三十又三年”。大抵共和期间因政局特殊，王室曾以厉王、宣王的年龄记事并非不可能，或者晋人在宣王即位后仍然沿用了其例。晋侯苏钟还有月相与日干支上的矛盾，或涉及各地干支系统的不同，工程采用改字的办法使之合谱，也是大忌讳。究其根底言之，工程原不知共和不单独纪年，从而将厉王的纪年提前了14年，这就使得西周后期铜器的排谱陷于一片混乱。《报告》（83页）将共和以下历谱列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实际这部分历谱可能问题最多。如果将厉王的纪年下移14年，那么就可使历来令专家头疼的一些高纪年铜器排入，其中有的可能虽不用共和之号而实出于共和年间。

工程的金文历谱一并收录了《尚书》的《武成》、《召诰》、《毕命》诸篇中的部分历日干支。这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当别作评判，但所记历日当大都出于后人的推排，未可盲从。尤其是来路不明的《武成》篇佚文中的历日，断不可仅由刘歆《世经》的推排就信以为真。同样的历日记录，古人按某种特定的历谱推排可以得到一种结果，今人按科学测定的合朔表推排则又得到另一种结果，况且月相问题自古迄今一直纠缠不清。是知不明古历，不知确切年代，仅靠这样的推排构建历谱，又以反求具体的王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现在可以说，工程对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大部分是牵强的，所得结果也不免穿凿。如果套用西方人常用的一个比喻，那么也可说在工程所定的年代头上都悬着一把剑，只要稍微提出问题，剑都可能落下杀死这些年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本在实验和归纳，科技手段并不能普遍地运用于社会科学，同时科学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缺陷，而泛科学化的理解又绝非是尊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