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岐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这就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

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

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

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所强调的“三战”，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

《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鶡、鷹、鳶为旗帜。”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

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

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

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

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描绘。《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

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