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

摘要：本文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世界历史、考古资料进行综合比较、逻辑分析，以论证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考古学方面，2300BC之后，中华大地上大量史前古城群先后毁弃，出现了考古学上所谓的“满天星斗”变成“月朗星稀”现象，思考其背后的历史事件。文献方面，《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五帝时期的版图：北至蒙古、南至洞庭湖、西至甘肃东部、东至海。二者结合起来发现文献上的五帝时期版图与考古学上的史前古城群毁弃地域高度一致。世界历史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古时期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历史来组织五帝时期与夏朝时期在文献上和考古上发生变化的相互关系。由此，论证了古文献所载的三皇五帝及夏朝叙事与史前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考古学文化的巨变互相呼应、验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而描绘了一幅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的图景。

关键词：三皇五帝  夏商周  史前古城群  良渚古城  石峁古城  陶寺古城  二里头文化  上古史  世界帝国史

第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三皇五帝夏商周”。按照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国的历史开始于夏代之前的五帝时期，中国人也一直相信其真实性。但是，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侵略，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二十世纪初年，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质疑三皇五帝的存在，认为有关记载不可信，乃至质疑夏朝的存在，甚至认为西周之前的文献记载不可信，春秋之后的记载才可信。中国史学瞬间崩塌，一下子迷茫了，到底怎么办？如果这些文献都不可信，我们靠什么来研究历史呢？
也是机缘巧合，本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发现其所记载商王的世系和司马迁《史记》记载的世系基本是一致的，这样，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于是，大家意识到司马迁《史记》的《夏本纪》和《五帝本纪》也可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1928年，随着殷墟的发掘，又发现了商代的宫殿、王墓和大量甲骨文等，证实了商代晚期的历史是可信史。于是，大家意识到，研究上古时期的历史需要借助于田野考古学。

当然，记载五帝时期和夏朝的文献史料不只是《史记》，还有更早的《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国语》《逸周书》等，这些古文献不但记载着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帝王事，还有炎帝、昌意、皋陶等；不但有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与和尧舜禹征三苗，还有治洪水、开良田、种粟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不但记载有比如禅让制等政治制度，还记载有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等等。在文献中，还记载有几大集团势力或王国：黄帝、炎帝、蚩尤、三苗等。可见，古籍资料记载详尽丰富。

为了证明或考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经过考古学家近100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史前遗址，并且按照地域、年代、特点，分门别类，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比如中原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以及龙山时期文化等等。还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古城群，比如江汉平原古城群、鲁苏浙古城群、中原古城群、成都平原古城群、陕晋蒙古城群等，尤其是发现一些史前巨城，比如良渚古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石家河古城、宝墩古城。还发现一些疑似黄帝都城、尧都、禹都、启都等史前古城，比如石峁古城、陶寺古城、王城岗古城、古城寨古城、新砦古城、瓦店古城、二里头遗址等。

面对这么多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怎么分析整理？于是，有一些学者、机构开始思考整理这些资料，尤其是国家层面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也即“最早的中国”，韩建业先生试图从考古学文化、古史传说、人地关系等角度全面考察“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并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要追溯到“庙底沟时代”。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先生则认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李零先生强调“中国”不但有“中”而且要有“国”，按此标准，陶寺或许更近事实。但许宏先生反驳说“大都无城”，并写有专著《大都无城》。郭静云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提出“青铜文明发源于南方而后北渐的'江河中原说'”。乃至学术界有人认为夏朝考古已经走入的死胡同，要转变思路。许宏先生认为，“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王统的考古学'。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的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我认为，从“王统的考古学”“超越”到“田野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倒退！那么多文献资料熟视无睹，那么多考古学资料的内在历史逻辑不去琢磨，那么丰富世界帝国史不去研究，弃中华五千年连续不曾中断的文明优势于不顾，沦落为与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蛮荒”为伍，何其荒谬？！老祖宗泉下有知都要跳出来指斥于我等后人无能也！

此外，我认为，这些讨论，“中国”二字似乎都受限于何尊的“宅兹中国”的“中国”，以今天的眼光看，其格局未免小气，而且思路受其牵绊。更主要的是，这样就看不到历史的本质，看不到文明的本质，甚至看不到人类的本质。

这么多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如何组织这些资料？用什么样的逻辑来组织这些资料？俗话说“天行有常”，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总是会重复，只要找出历史规律，就能把这些资料组织起来。那么，如何去寻找历史规律呢？从世界历史找，从世界帝国发展史去找规律。

由于文献记载不可能全部都记载准确，对记载所指的内容进行解读也不一定准确。所以，应该先通读，通读之后，总体把握，理出大略，理出一个大的时空轮廓，不要过分纠缠于文献细节，当然，影响大的时空轮廓的细节除外。比如黄帝、炎帝来自哪里，这是会影响大的历史轮廓的细节，必须搞清楚。比如颛顼哪里人，则不必过于在意文献记载，不要过于纠缠。然后，根据这种时空轮廓去世界历史帝国发展史中寻找规律、参照，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因为历史总是会重复；之后根据历史参照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已知的近古、中古历史去反推未知的上古、远古历史，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历史轮廓。最后，根据这个新的时空轮廓，去研究考古资料，看看考古资料是否印证之，或者考古资料确定可以明确否定之。多次循环印证修正，就能得出一个接近史实的历史轮廓。
 

第二部分

对于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诠释、研究。历史文献中本身就是带有人们理解性、诠释性的记录，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把理解诠释当事实，然后说理解诠释得不对，就说事实是假的，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去还原被误解的事实。

首先，绝不能无视古文献；其次，要对古文献的可信度进行研究，绝不能鱼目混杂，让可信度低的古文献干扰可信度高的古文献；其三，对高可信度的古文献进行半定量分析。

如何进行半定量分析？

我们可以把古文献反映的事实分为：精确事实，模糊事实，轮廓事实，碎片事实，虚构部分。

精确事实就是有较确详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对应于公元前841年之后，如犬戎破镐京。

模糊事实就是不精确详细的、大致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对应于武丁至公元前841年，如武王伐商。

轮廓事实就是只有先后顺序、时间不详，只有人物事件、只有大致方位、地点起因经过结果不详。对应于五帝至武丁之前，如涿鹿之战，当中虽有很多神话色彩，但是，至少反映了炎黄与蚩尤的战争，战况焦灼、激烈，最终蚩尤战败，有一个基本的事实轮廓。

碎片事实就是只有零散的信息。对应于三皇五帝夏商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反映了有三皇的这个说法的事实。又如“玄鸟生商”显然荒诞不经，但这却是对当时人们认识情况的准确记录，并不能由此证明历史记录完全“无稽之谈”，这是其一；其二、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商祖诞生了，而且很厉害。

如此，具体分析出古文献所反映的事实情况，那么就可以把古文献当成某种证据，而不是对古文献疑神疑鬼，乃至熟视无睹而无视之。

善待中国古文献、善待祖先墨简。如果说祖先的记载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在古代，由于文字记载都很宝贵，很稀少，交通、语言也不便利，又能百家言黄帝，可见，不是无中生有之说，连孔子学生宰予都知道黄帝，只是，年代久远，孔子也说不清了！我们祖先不可能在宝贵的文字载体上记录些完全不存在的“荒诞不经”的事情，尤其是上古社会，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不能以今人的思维去踹度古人！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没有什么不可能，不可能是祖先造假，只可能是我们理解不了，当然记错在所难免，不要急着去否定，要想办法去考证、去纠错、去恢复本来面貌。

对于史前文献记载，应以先秦文献和《史记》为主，对于司马迁之后的文献，要慎重对待，不要看说什么，而要看根据什么。由于文献资料纷繁复杂，众说纷纭，下文叙述或从通读之大略，或从一般说法，本文着重从文献、历史和考古进行综合比较、逻辑分析，就不再赘述。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五帝时期版图有多大呢？“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东至沿海，西至甘肃东部，南至洞庭湖，北至草原。如果我们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文献资料，那么，根据这段记载，一个史前统一的超级大帝国即“五帝帝国”已然跃然纸上。

那么，五帝帝国从哪里出发、怎么征服中华大地的呢？为什么五帝帝国之后的夏朝初期的版图只有河南及其周边地区、远不及五帝时期呢？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即今延安北部子长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上郡肤施县“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周人源自陕西，这是无异议的，其自述系黄帝后裔，可见黄帝在陕西具有崇高的地位。又据文献记载和考证，“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最初还是在炎帝的统治之下，炎帝和黄帝在地理上相邻。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黄帝部落原来处于神农氏统治之下，而且还受到另一股势力即蚩尤的威胁；到了炎帝时期，神农氏势衰，黄帝乘势而起，在阪泉打败炎帝，取而代之，之后在涿鹿打败、斩杀蚩尤，鼎定天下。蚩尤就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位于东部。但是，阪泉和涿鹿在哪里？

根据文献，颛顼继续打击蚩尤残余势力，尧舜禹时期征伐三苗，三苗指的是南方某地区，这里不作具体所指。到此，帝国扩张基本完成。

文献记载显示，五帝时期帝王实行禅让制，夏启终结推举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后，内部离心离德，发生内战，比如伯益和有扈氏的反抗，“益干启位，启杀之”和“恭行天之罚”、“剿绝其命”等。根据夏朝初期的版图远小于五帝时期的，提示此时帝国已经瓦解。

让我们看看司马迁对历史写作的专业精神。《史记·五帝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从这段叙述看，尤其是“尚矣”“不雅驯”“难言”“不传”等，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出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时面临的困扰，因此特别慎重。不但参考了很多文献资料，而且“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进行实地调查，各地风俗不同，总起来说，那些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接近正确。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和文献总汇之后，司马迁认为，只要肯下一番苦功，古籍记载是非常明了的，“皆不虚”，并且慎重取舍，写成了《五帝本纪》。我相信，现在纷繁复杂的各种说法，司马迁应该也见过（后世胡编乱造除外），司马迁在经过比较研究，反复思考之后，才定稿的，字字都是精华。由此可见，五帝帝国“不虚“。

当前，考古界多数认为五帝时代只是古国或方国或酋邦、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因此也就无所谓帝国，这种观点未免太过狭隘和分裂？一方面试图以考古证实文献记载之夏朝，一方面又无视文献关于五帝帝国的记载，是否矛盾？与其割裂式的、机械性地考证夏朝，不如把五帝和夏朝结合在一起、动态地进行考证呢？单单考证夏朝，资料和证据显得单一，而把五帝和夏朝结合在一起考证，就可以拥有更丰富的资料和证据，更多的逻辑链，使得结论的支撑更为夯实，而且可以把五帝和夏一次性考证了！

如果我们相信文献，那么，五帝帝国已然跃然纸上；如果我们不相信，那还折腾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何不按照文献记载的“样子”试着“拼图”，看看能不能“拼”得成？或者，因为契合关系紊乱根本就不可能“拼”得成？为什么试都不试一下就否定了呢？

第三部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总是会重复。

综合研究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帝国史发现，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两个大帝国，帝国历史也比较清楚：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都是从原始公社后期突然爆发而崛起的帝国；阿拉伯帝国经历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而建立，蒙古帝国经历成吉思汗至蒙哥而建立；在这一时期，这两个帝国的首脑均实行推举制，并且都是因为终结推举制、实行世袭制而瓦解的；帝国瓦解后阿拉伯帝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蒙古帝国则建立忽必烈之元朝，版图均不能全部囊括；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均享有崇高的地位；阿拉伯帝国从穆罕默德统一沙特半岛之后的向外扩张算起到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死亡历经29年，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的扩张算起到忽必烈终结推举制历经54年。

对比研究后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五帝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五帝”时期相当于阿拉伯帝国的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相当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黄帝相当于阿拉伯帝国的穆罕默德和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五帝”帝国也和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一样，都是因为终结推举制、实行世袭制而瓦解的；夏启之夏朝相当于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忽必烈之元朝；五帝帝国从黄帝扩张开始到夏启实行世袭制历经200多年（下文说明五帝帝国上限的根据），比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的长很多，这一点倒跟古罗马帝国更像。

对于古罗马帝国发展史，比较复杂一点。古罗马帝国也是从原始公社后期崛起的，也经历了推举制到世袭制的转变，从统一意大利半岛中南部之后的扩张算起到奥古斯都实行世袭制，历经200多年，唯一不同之处是帝国并没有瓦解，这也许是历史吸引人之处，永远都是既有意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至于为什么古罗马和五帝帝国从推举制到世袭制经历时间更长，其原因是，在远古时代，私有制、血缘继承制发展并不充分，或原始公社军事民主制传统还很强大，世袭制传统不浓厚或受到较大的遏制，所以实行推举制的时间较长。因此，我认为，五帝帝国的帝王不止五位，估计有十位左右，否则，五帝帝国经历200多年，显然无论五帝如何长寿也排不满，可能是五帝的功劳比较大的，尤其是黄帝，不但打败炎帝统一陕北、晋南、郑洛地区，还打败蚩尤，扫除五帝帝国最大的阻碍，功勋卓著。当然，这都有待于考古发现来验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夏朝之前，处于原始公社后期的黄帝先在阪泉打败炎帝，统一陕北、晋南、郑洛地区，接着，继续进攻蚩尤，并在涿鹿与蚩尤决战，蚩尤战败被杀。之后颛顼被推举为继承者，继续打击蚩尤残余势力。尧舜禹时期，征伐南方的三苗势力。大禹死后，夏启终结推举制、实行世袭制，帝国内讧，随即瓦解，但夏启之夏朝作为承袭帝国之正统而进入了历史的记忆。

让我们想一想，对一个民族来说，什么样的丰功伟绩能被其后裔永世颂扬、缅怀、铭记？

对华夏族来说，我们天天说“炎黄子孙”、“三皇五帝”，到底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会凭什么而被后世所颂扬、铭记和缅怀？“三不朽”之立功？立德？立言？参照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再看看世界帝国史，那些为后世所铭记的雄主大帝哪一个不是因为开疆拓土、扩张版图、建立帝国？

细细思量，我们是否能明白什么呢？我们是否相信了什么呢？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元年2070BC，那么五帝帝国下限为2070BC，上限在哪里呢？

对于五帝帝国，疑问随处可见，比如五帝帝国是否真的存在？阪泉和涿鹿在哪里？三苗在哪里？蚩尤统治的地域范围有多大？黄帝统一陕西之后，从哪个方向向东部进攻？从河南由西往东？还是从河北方向由北往东南？

对于本部分的“基本结论”，是根据文献资料和历史规律作出，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我们先假定其为真，然后以此大的时空轮廓的“基本结论”来检验考古发现资料，看看能否被证实或证伪。

第四部分

如果从大的时空来思考已经发现的繁若晨星的考古学资料，会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2300BC之前，中华大地上，北至内蒙古、南至洞庭湖、西至陕西、东至滨海，兴建了大量的古城，包括鲁苏浙古城群、江汉平原古城群、中原古城群、陕晋蒙古城群、成都平原古城群，然后，到1800BC左右几乎全部废弃消失了，而二里头文化崛起。即考古学界所谓的“满天星斗”变成了“月朗星稀”。

2.从龙山文化中期即2300BC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史前古城存在一个以河南东部为中心的、“西北兴、东南废”的现象，东部（鲁苏浙）、南部（江汉平原）、西南部（成都平原）几乎全部废弃，河南中东部地区兴废交替，陕北、晋南和郑洛地区先兴后废。

从遗址数量和面积看，从2300BC开始，良渚文化遗址群迅速而持续衰败，接着，即2200BC，石家河古城群也衰败了。与此同时，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却似乎挣脱了“殖民统治”而迅速兴盛，但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山东和河南也先后衰弱败了。相反，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山西、陕北、蒙古中南部却持续兴盛，尤其是神木和晋南地区，极度繁荣，出现两座巨城，即陶寺古城和石峁古城。

3.在龙山时期即2300BC之前（2600BC之后），在中华大地上，总体看，存在着一个以陶器、玉器制作技艺水平、社会复杂化程度、国家治理水平和精神文明内涵为指标的、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阶梯现象。

4.良渚古城规模庞大，宫殿、内城、外郭兼备，面积高达800万平米，大小相当于今天天津市和平区（面积为998万平米）。在古城内，有宫殿式建筑、高等级墓地，城外有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古城外围竟然发现极其发达、令人震惊的史前水利防洪设施，古城内发掘出土的精美磨光黑陶、丝织物，尤其是玉器，品种之多，玉质之好，用玉量之大，工艺之精良，是迄今为止全国同时期发现之最，特别是出土的“琮王”、“钺王”，在这些器物上发现饕餮纹、飞鸟、龙形等形象以及繁缛神秘之抽象图案，还发现了良渚文字符号。从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看，江淮之间，自东向西，依次有江苏的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的定远山根许遗址、肥东刘岗遗址都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的战略缓冲地带。

5.石峁古城面积高达420万平米，具完备的外城、内城、皇城台三重结构。皇城台内发现有大型宫室、池苑以及扬子鳄残骸、护墙、广场、瓮城、南北墩台、角楼、马面、石板门道等，还发现了铜器和石范，最为怪异的是把精美的玉器包括玉钺埋在城墙里，玉器种类有玉琮、玉璧、玉铲、玉璇玑、玉璜、玉侧人面像、玉佩、玉梳子等。皇城大道从皇城台、麻黄台到内城东门、再到外城东门形成一条轴线。始建年代为2300BC，废弃年代为1800BC，其文化面貌与陕北、晋中北、蒙古中南部这一地区高度一致，属朱开沟农耕文化，显然是这一地区的重心。在其初期，玉器和陶器制作技艺明显低于良渚文化，略低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现了东高西低的阶梯现象。

6.陶寺古城是晋南发现的最大古城，“宫城郭”具备，陶寺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祭祀区的观象台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宫城及其阙门和侧门。观象台已经可以观测到20个重要节令日出，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观象台了。还发现了四个字，其中的“文”与甲骨文的“文”是一样的，“尧”与甲骨文的“尧”也高度相似。但是，从陶器和玉石加工技艺看，古城早期文化面貌低下，和中期颇为不同，中期进步明显，接近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整体文化面貌依然低于良渚古城。陶寺大墓、中墓、小墓都在同一片墓地，没有独立的王陵区或家族墓地。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造了早期小城，面积达56万平米，属于“都邑文化” 性质。早期陶寺会是谁呢？

7.石家河古城是江汉平原古城群中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发现有精美玉器、神人头像、持钺羽冠武士图像等。石家河古城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区域中心。石家河古城于2200BC人口锐减、发展迟滞，但涌现大量陶塑，玉器生产水平高超。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8.良渚古城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竟然在远达1500公里以上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齐家文化出现，有些玉琮还带有神人兽面纹。陶寺古城的朱书陶文是写在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因素的绳纹扁壶上。

现就这些考古学特点结合历史文献、上述"基本结论"分别进行阐述如下：

第1、2点必须着重强调，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为什么这么多古城群全部毁弃了？为什么“满天星斗”变成了“月朗星稀”？这种变化背后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导致了这种超大时空范围的变化？2300BC～2000BC～1800BC年间，这两段年代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连串的发问是非常有意义和发人深思的！

更加重要的是，史前古城群废弃的范围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五帝版图竟然高度一致。

那么，要如何去寻找其背后的历史事件？只能从历史（古文献记载）中去寻找，对照历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根据上述以文献和历史导出的“基本结论”，基本上严丝合缝地解释了第1、2点考古学特点；同时，考古学上这种“巨变”恰好印证了上述以古文献和历史导出的“基本结论”。真可谓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第1点完全符合五帝帝国的进攻方向，总体上是由西向东，西北城池和遗址数量、面积在2300BC之后安全无虞，反而一片兴盛，陶寺古城和石峁古城的发掘说明了这一点。而东部和南部的古城却先后毁弃，到2000BC左右几乎全部废弃。那问题是，黄帝从河南向东进攻，还是从河北山西向东南进攻呢？

根据山东史前古城废弃年代大多在龙山晚期，而良渚古城废弃年代在2300BC，可以判断是从河南向东进攻，也因此，五帝上限为2300BC之前不久。既然这样，那么众说纷纭的古涿鹿应该是在今天的江苏徐州，而不是大多数认为的河北，决战地点只能在蚩尤帝国境内直辖区。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决战，蚩尤战败被杀（可能蚩尤狂妄，不肯凭借城池防守，而在野外决战，就像周武王伐商，纣王不在朝歌防守，而在牧野决战一样），黄帝再挥师南下杀向良渚古城并摧毁之。

第2点说明夏启实行世袭制后，五帝帝国瓦解了，或相互攻伐，或各势力内部纷争，或九黎族作乱，陷入“九州混战”（九为虚数），如中原夏启、冀鲁豫商契、陕北（鬼方）、晋南（伯益）、晋中（唐尧）、晋北（土方）、甘肃西羌、安徽皋陶、东夷、淮夷、南巢氏等，最后导致黄帝发源地的陕西山西古城也一起废弃了！这在文献中皆有反映。

考古学上从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兴起之前的“夜黑星稀”，再到到二里头兴起之后的“月朗星稀”，主要原因系五帝帝国崩溃后瓦解造成“九州混战”，导致人口减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一片萧条。当达到某个稳定平衡之后，二里头崛起。

从考古学上看，五帝帝国崩溃后的“九州混战”造成的破坏比五帝的统一战争更严重。

第3点说明五帝之前的文明程度不高，不仅如此，就是到了陶寺文化时期，陶寺本身的影响力也不足，陶寺大范围吸纳各种文明要素，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局限，不出晋南，对外影响显然偏弱。这也说明文明内涵不高，但吸纳能力惊人，远在千里之外的良渚因素大量出现在陶寺。为什么？天灾、贸易都无法解释，只能用武力征服来解释。

第4点说明了良渚古城是高度发达、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具有基本成熟高度严谨的集权管理体制、成熟丰富的精神文明和高超知识技术集成能力，绝不是一个酋邦所能解释，已然是标准的国家。良渚帝国是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南方是崇山峻岭，北方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其势力直接控制范围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东部，间接控住范围达山东、河南东部、河北，比古埃及古王朝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有何依据？因为良渚巨城，史前之最，其文明内涵是同时期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不可能偏安一隅而没有出现在文献中，反而九黎、三苗进入了历史的记忆。所以，传统所谓的黄河下游的九黎族其实是隶属良渚帝国统治，蚩尤不仅是九黎族的王者，更为良渚帝国的末位帝王。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情况看，无论从陶器、玉器、有段石锛、象牙器、信仰崇拜、稻粟比例演变看，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又比如，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相同或相似。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拥有发达先进防洪水利运输设施的史前巨城和帝国都城，竟然在2300BC废弃了！在这之后几百年里，中华大地上的史前古城几乎全部废弃，而之后又诞生了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不可以用天灾来解释，而只能用“人祸”来解释，这个“人祸”就是黄帝。因此，以蚩尤之良渚帝国都城即良渚巨城的废弃年代为标杆划定为黄帝时期，这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也是逻辑意义上，更有文献记载支撑的，也因此，五帝帝国的上限为2300BC左右。

第3、4、5、6、8点说明了黄帝发源于原始公社后期，文明水平较低，而良渚帝国是同时期东亚甚至世界文明的最高峰，无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制度文明。蛮荒的五帝帝国，所到之处，带来破坏和死亡，使得社会发展倒退（这从侧面说明黄帝来自西部陕西，但是否带来青铜文明呢？）。五帝帝国虽然在武力上打败良渚帝国等所有势力，但和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北方草原民族在武力上统一中原、却在文化上被中原同化的一样，起自原始公社后期、文明内涵不高的五帝帝国也被辉煌灿烂的良渚帝国文明同化了，包括认同仰慕良渚帝国的三皇（下文说明），就像我们今天仰慕古希腊三贤者、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一样。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出现玉琮、玉璧、玉钺即为五帝帝国征服良渚和被良渚同化的证据之一。用天灾来解释是不行的，因为良渚南部不远就是高山；用贸易来解释也不行，因为良渚已经毁弃。陶寺大中小墓公用一块墓地，这说明陶寺古城社会的原始性，其社会复杂化进程是很低的。

现在有个问题，由于良渚帝国版图如此之大，向北延伸太远了，那么，是否有南都和北都之分呢？就像周朝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阳、北魏的大同和洛阳呢？最起码像西汉设西域都护府那样机构吧？古罗马帝国于公元300年左右由于帝国版图庞大而实行“四帝共治制”。这需要考古学来回答。

第5点，始建于2300BC、废弃于1780BC的陕西神木石峁巨城是陕晋蒙地区最大的石城，是政治中心，年代上也符合黄帝时期，黄帝又是陕西人，其主人是谁？显然，根据文献记载、历史地理、风俗民族志看，指向为黄帝，所以，石峁古城很可能是黄帝的都城，考古、文献、民族志相互印证。正如司马迁所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当然，当前石峁古城的发掘才开始不久，相信不断的发掘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结论。

第6点，陶寺古城与石峁古城相邻近，与文献上炎黄二帝各方面的记载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早期陶寺很可能系炎帝所在，因为在陕西和陕西，2300BC具有都邑性质且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根据文献，炎黄融合而不是吞并，估计二者在战前有较强的各种交流，如通婚等。

对于陶寺中后期，当前考古界的意见，引用何驽的话说，“对陶寺遗址的时期学界没有争议，对陶寺遗址是一座都城学界没有争议，对陶寺都邑是目前所有可能性中最接近也是唯一接近尧都的没有争议。争议所在是要不要这么快就‘一锤定音’，一些学者希望等再多发掘些再下结论。”

黄帝从石峁南下先统一陕晋蒙之后，再统一中华大地，之后把都城南迁晋南便于控制庞大帝国，这是合情合理的。

第7点中的石家河古城废弃年代在2200BC，应系文献所载之三苗，中原以南考古没有发现其他更强有力的集团势力足以给五帝帝国造成麻烦，年代废弃恰好处于黄帝之后、大禹之前的尧舜时期，与文献记载“尧舜禹征三苗”“迁三苗于三危”基本一致。

综合良渚巨城废弃年代、石峁巨城兴建年代、石家河古城废弃年代，其在时间上的衔接关系与文献记载涿鹿之战和尧舜禹征三苗具有高度一致性，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是，2300BC～2000BC～1800BC，中华大地的这种史前超大时空的巨变必须在整体上得到解释，任何割裂式的解读都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历史文献，都显示了这种整体的关联性。就考古学文化上的这种巨变而言，其解释理论是按照一般的文哲史理论进行泛泛地、理论性地、机械性地解读为妥当，还是以具有真实历史素地的中国古文献来进行针对性地具体解读为妥当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诚然，史前古城兴废年代由于测年方法的置信度和置信范围问题不可能精确（也许未来也精确不了），上述陈述主要是结合了文献和历史进行的，有些难以服众。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历史文献虚无化，不对历史文献采取无视的态度，而是当成一定程度上的历史事实或证据来看，那么，以这种历史事实或证据来解释“满天星斗”转变为“月朗星稀”的考古学变化，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哪怕测年数据矛盾，也可以这种历史事实或证据去否定、纠正它、厘定它。

诚如许宏先生所说，考古学宜粗不宜细。粗是什么？我理解，粗就是轮廓脉络。而这又和前文所述的古文献反映的事实情况的第三种即轮廓事实相近，二者是可能、也可以相互验证的。

第五部分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就诞生了：在陕西神木，处于原始公社后期、文明内涵低下（相对）、处于神农氏炎帝统治之下的黄帝部落武力收编统一陕北、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之后，于2300BC之前从陕西神木出发，向南方晋南、郑洛地区的炎帝王国发动进攻，经过多次战役的胜利后，在阪泉与炎帝决战，炎帝战败被俘后归顺黄帝，黄帝取而代之，号令神农氏后裔。之后，黄帝继续向东扩张，不断蚕食东部良渚帝国的领土，接连获得胜利后，终于在涿鹿与良渚帝国的帝王蚩尤决战，蚩尤战败被杀。之后黄帝继续向南进发，于2300BC摧毁良渚古城。黄帝崩后，颛顼被推举为“帝”（肯定经过一番政治斗争），继续打击蚩尤九黎族残余势力，势力达蒙古。尧舜禹时期屡次征伐三苗，2200BC攻破三苗都城石家河古城，之后三苗部分势力西退入成都平原。大禹死后，夏启终结推举制、实行世袭制，“五帝帝国”随即瓦解，分裂成“九州”，并陷入“九州混战”。而夏启之夏朝作为承袭帝国之正统而进入了历史的记忆，夏启镇压了部分反抗势力之后，五帝帝国的东南西北各地的“九州”势力也都默认了其正统地位，却都不尊启之号令（包括商朝的始祖契）。正因为五帝帝国版图达到内蒙古，故而后世北方胡人也自称系黄帝后裔，应该是五帝帝国辉煌史实的反映。五帝帝国虽然在武力上打败良渚帝国，但在文化上却被辉煌灿烂的良渚帝国同化了。对于五帝帝国，石峁古城是发源地，陶寺古城是正式都城，就像元朝之上都和大都、清朝之盛京和北京。

正因为五帝来自中原的西北部，并向东南方向进攻，所以，在现在看到的文献里，颛顼、尧、舜、禹经常出现在东方的山东、南方的两湖、淮河的涂山、东南的浙江、甚至西南的四川，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们分别为山东人、两湖人、安徽人、浙江人、四川人，而只能说明那里还有反叛势力。

本文主要依据丰富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进行思考整理，借助于世界帝国发展史的历史规律来组织庞大零散的资料（文献资料有很多是互相矛盾、对立的）。核心之一是相信司马迁对历史记载的专业操守，只要相信司马迁《史记》所载，则一个史前统一大帝国已然跃然纸上；核心之二是引入世界帝国发展史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史和蒙古帝国史来解释五帝帝国崛起、瓦解以及与夏朝建立之间的关系；核心之三是整理考古资料以印证文献学和历史学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尤其是“西北兴，东南废”、“满天星斗”变成“月朗星稀”以及文明内涵高低的东西阶梯现象，并依据考古资料对文献中一些众说纷纭的分歧进行分析考证。也就是说，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资料和归纳法、演绎法、排除法等逻辑分析，论证了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

第六部分

关于三皇，翻阅文献发现，提到三皇的地方不少，摘录如下：

（1）天皇、地皇、泰皇（《史记》）

（2）天皇、地皇、人皇（《太平御览》）

（3）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白虎通义》）

（4）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

（5）伏羲、祝融、神农（《白虎通义》）

（6）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记》）

（7）盘古、女娲、伏羲（民间传说）

（8）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三字经》）

（9）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纪》、《古微书》）

可见，根据文献记载，三皇在先秦乃至到汉朝确实是被公认的。但是，关于三皇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而且显得荒诞不禁，这说明那个年代太过遥远，已经“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此，难以考证。

暂时抛开文献记录，从逻辑角度进行分析。根据本文上文论证之良渚帝国、五帝帝国及夏朝建立之间的关系，那么，传统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朝代序列就应为“良渚→五帝→夏→商→周”。于是，突然发现，三皇与良渚对应起来了，它们之间有关系吗？是什么关系？良渚帝国版图是谁开创的呢？是不是三皇呢？

我认为，从逻辑上看，这是非常显然的答案。其一、良渚帝国是2600BC至2300BC年间东亚乃至世界文明的最高峰，而根据“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序列，“三皇”在“五帝”之前，故年代上在2300BC之前，刚好处于这个时期；如果说三皇代表的是2600~2300BC年间中国文明最高峰的话，那么，三皇无疑就是指良渚帝国的三皇，除非三皇代表的年代不在此区间。其二、据《越绝书》记载：“夫越王勾践，虽东僻，亦得系于天皇之位，无罪，而王恒使其刍茎秩马，比于奴俘，此非大过者四乎？”这是越王当着夫差的面斥责时所说的话，由此可知，至少在当时越国和吴国的人们心里，三皇之天皇在越国，否则越国凭空捏造出天皇来指责夫差，岂不可笑？而越国即今天浙江，与良渚相同。其三、根据《越绝书》所述，我们进一步分析：对于从陕北来的、已经被良渚帝国文明同化了的、居于中原之地的黄帝后裔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帝国的瓦解，渐渐忘却了三皇之所出，但三皇之名犹在，于是根据其民族认同感进行“胡诌”也是情有可原，但显然语焉不详，乃至荒诞不禁，但作为良渚帝国都城所在地的越国人却没有理由不刻骨铭心，越王勾践面斥夫差，那么理直气壮，我们有还能有什么怀疑？其四、关键是《越绝书》的这种说法可以得到考古发现和逻辑分析的佐证。其五、从朝代序列、年代区间、地理位置、最高文明代表等方面考量，从逻辑上分析，三皇只能是良渚帝国的三皇，因此，三皇为良渚的三皇是逻辑意义上的，而逻辑上的良渚三皇可能最接近史实。

既然古人对三皇和五帝这么地崇拜，以至于四、五千年后的我们还能知道，那么，在考古发现中难道就没有发现吗？良渚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是不是三皇的象征？其实，这没有什么复杂，不需要做过多的猜想，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类比一下我们天安门城楼挂着毛主席像，就可以简单轻易作出解释，原始人没有多少复杂高级先进的想法，都是非常质朴的情感。所以，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帝国三皇的象征并非不可思议、天方夜谭，恰恰相反，简单明了。 

在中华文化里，三皇是什么？或者说，三皇在中华文化中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在说三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祖先，我们在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古就特别讲究“敬天法祖”，崇拜祖先。那么，祖先崇拜源自什么时候的什么地方呢？所以，三皇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根源。

在远古时代，人是渺小的，对天、地、生死都充满恐惧，崇拜天地、崇拜太阳神、崇拜一切对人类来说充满“神力”的东西。为什么中国古人敢于大逆不道把自己的祖先列为神祇？什么样的丰功伟绩使得祖先敢于把自己列为“齐天大圣”的神祇？只能是最先开创良渚帝国的三皇！

从考古学上看，良渚古城作为京畿，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作为地方次中心政权，其下还有广大村落。根据神人兽面纹看，神人驾驭着象征权威的神兽，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彰显一种中央高度集权。而且，神人兽面纹广泛存在于良渚人生活中，在最重要的玉器（琮王、玉钺等）、象牙器（象牙权杖等）上更是几乎独有，较之仅见于玉琮等器物之边角位置的鸟纹，凸显鹤立鸡群、唯我独尊。祖先崇拜的渊源与丰功伟绩和权力独裁崇拜不无关系。

阿拉伯帝国是穆罕默德开创的，蒙古帝国是成吉思汗开创的，五帝帝国是黄帝开创的，良渚帝国是天皇开创的。既然良渚帝国创造了辉煌灿烂、高度发达的文明，良渚三皇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权力崇拜、个人崇拜、祖先崇拜，就必然为出身原始公社后期的、文明内涵低下的五帝帝国所仰慕、所认同，于是，依样画葫芦，也搞出了个人崇拜和祖先崇拜。

从考古学看，陶寺墓葬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中间阶层等复杂社会分化，而是高度两极分化，就是受到良渚文明意识形态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起源于良渚。

关于时间问题，由于三皇五帝的文献记载本来就不甚准确，甚至荒唐，所以，本文只是纳入朝代顺序，具体时间以考古资料为准。

至于关于五帝帝国和良渚帝国的“帝国”之说法或提法，我认为是恰当的。因为无论五帝帝国还是良渚帝国，都有直接控制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核心区或直辖区，也有征服了的、文化面貌不同的、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也有对周围其他区域形成影响的区域，势力范围足够大（100万平方公里以上），何以不能称为帝国？如果蒙古帝国都能称为帝国，那五帝帝国和良渚帝国怎么就不能称为帝国呢？

到此为止，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真实历史轮廓已经基本作出阐述了！有人怀疑，在四千多年前有可能存在这么广大的一个五帝帝国吗？我想，这倒不用吃惊，了解分子人类学的都知道史前人类的惊人迁徙能力。本文仅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梳理，很多细节问题可以佐证，除了之前讲到的玉钺、玉琮、玉璧外，还有陶器、空足三足器、兽面纹、墓葬等，但这些细节问题的资料整理研究还在进行中，还不十分清楚。但就目前考古看，良渚古城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单向联系为主，主要是良渚因素大量出现于石峁和陶寺）。从良渚、石家河古城的毁弃到石峁、陶寺古城的兴旺，之后再毁弃萧条，到二里头时期再次崛起，这些考古学变化背后的历史事件只能是大规模战争行为，绝不是天灾或贸易。这背后的历史事件只能从文献中去寻找，只能从文献中寻找真实的历史素地，而且能够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最后我想引用两段话来结束本文。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虽然业余爱好者通常无法帮助一种模式或范式内部的学术进步，但经常是挑战这一模式或范式的最佳人选。”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完成新范式基础的奠基人几乎总是要么年轻，要么进入领域时间很短，他们改变了这个领域的范式。”

我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替我的冒昧辩护。我既不是考古专业的，也不是历史专业，虽然我的论证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范式的，但它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学术新模式，依然是基本的，更依然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