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3)

三、也说“走出疑古”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上距古史辨大潮的最初兴起恰好70年之久。70年间的中国古史研究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盖难一言以蔽之；至于断代工程正式启动之时，首次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相号召，则又相因于时代风会的变化而关系匪浅。这一口号是期待与风险并存的：假如工程能够获得预想的成功，自可为“走出疑古时代”提供坚强的实据，甚或会扭转古史研究的方向；假如情况正好相反，工程不能获得成功或者归于失败，则可能会发生负面的效应，导致“走出疑古”的口号亦转眼“作古”。

兴起于清末民初的疑古思潮，到20世纪20年代汇为古史辨学术的大波，当时在中国史学界乃至政治生活领域中所造成的震荡有目共睹。倘若放宽眼界来看，这一场运动实是一场关于中国古史问题的大论争、大论战，论战的过程并不局限于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少数几位巨擘的观点——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大平台、一种大模样、一项堪与先秦百家争鸣相比拟的大事业，七集九大册《古史辨》不啻一场史学革命的结晶。所以古史辨学术的全部内涵也并不能仅以“疑古”二字概括——疑古只是表象，其精神气骨仍在彻底破坏和清算旧史系统，并以此推动近现代新史学体系的探索和建立。中国近世史学的全面转型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外交合因素，而在我们看来，其直接推助力多半来源于古史辨运动。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古史辨”派的某些核心观点，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流派因注重文献史学，他们的一系列观点都是沿着同一历史逻辑的理路展开的。这一理路的最大特点，如当代史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于破除迷信，推倒偶像，自觉地将现代理性的历史观念引入了古史观。

第一，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古史“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成一个反背”。这些话所揭示的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经验性的、甚至可说是常识性的事实或规律，即古史传说在由口头叙事向文献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曾长期保持着它们所本有的易变的特点，因此愈后而增饰愈多，古史期也就相应愈被拉长，中心人物也随之愈被神化和放大。试就现在所知的古文献检查，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尚不见有关于夏朝的记载（此或与卜辞祀典不涉异族有关），夏、商、周“三代”的观念显然到西周时才有；而到春秋以后的文献中，又出现了虞、夏、商、周“四代”的提法，中国古史的发端也渐被上溯到相对于晚周的“二千年”以前。伏羲、神农以及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等称呼的定型大约都相当晚近，“黄帝”之名目前在金文中最早还仅见于战国时齐威王的铜器。依据传说古史观念的演变次第观察，“层累”说的要义其实仅在承认一代有一代的史学，而这正是现代历史诠释学的应有之义。

第二，由“层累”说引申开来，所谓“信史”期自然要大大缩短，因为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传说文献史料必须定位到文献产生的时代，而从文献史学的理论上说，可能的时代定位都不容突破。胡适所说的“东周以上无史”，原不是严谨的学术用语，但纯就系统的文献史学而言亦无大错，事实上，至今对于先秦文献中所包含的可以确信是西周以前的史料都还难以清理和分擘。问题在于，往往通常意识下的越是简单的事实就越难以证明，所以仅以现存文献记载确定传说人物或史实的时代，有时便不可避免地会流于“默证”法——也就是因现存文献不见即以为其无的一种逻辑推演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实证而并不严密（反之亦然）。“古史辨”正反方论争的焦点问题往往如是，这也是人文学术研究经常难以取得共识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三，基于文献辨伪的“信史”与“非信史”之分，对于晚出文献中所见的“三皇五帝”系统就必须悉数打破，尤其是要破除其中“倒乱千秋”地按父子、君臣关系编排的伦理秩序。“古史辨派”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是不容置疑的。顾颉刚先生进而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几项标准，除第三项更多涉及对传说史料的理解之外，其余三项实可视为运用现代史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基本原则和总纲领，也可说是现代古史学的主要观念基础。近年有一种看法，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进化史观走到极端的产物”，这话也未见得恰当。承认历史进步，并非就等于可以用直线式的进化观念套合一切，古史辨学者所主张的“多元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与单线的进化史观相反对。

第四，同样缘于现代历史观念的引入，古史辨学者的学术进路便格外注重“传说的经历”，而以“史迹的整理”居其次，故有“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之说。此亦即权且忽略“实在”的原生态的“历史”，而着重探讨“经验”层面上的反向构筑的“历史”。概括地说，古史辨运动所成就的乃是一项系统的现代实证工程，它突破传统校雠学及辨伪学的窠臼，调动一切旧有的及新兴的考据手段，对现存古典文献作了一次全面而不拘一格的清理和研究，并使之上升到前无古人的理性史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注入了激发性的活力和动力。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期的特征。现在人人知道先秦古籍中的一些记载及汉人的许多铺张和解释不可尽信，此即“疑古”之功；而先秦经典及诸子文献著作时代的考订，古史辨学者也已搭起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大体上以战国时代为古典文献的定型期，上推至春秋、下延至汉代的伸缩范围都不会太大。目下及将来出土的地下文献也可能会导致现有年代框架的局部调整，然难以设想会根本改变古典文献形成过程的大格局。仅据某一种或几种新出土文献中的零星资料或片断语句，就轻言推翻一些久已成为定论的伪书案，或称要改写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甚至赖以证明传说人物而填补上古史的空白，都是极不慎重的言论，并不能减弱现存古典文献的价值及其考订工作的意义。

“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明显是针对古史辨学术提出来的。看顾颉刚先生晚年所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似乎这一口号在顾先生生前已有风声。顾先生在此文末尾明确批评了两种流行的说法。一是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二是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对于前者，顾先生强调：“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对于后者，顾先生则特别谈到，“《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不知是不是巧合，到2O世纪9O年代初，当“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现时，提倡者仍然主张的是“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

因时代背景不同，这一种新起的“疑古”与“走出”之争已完全不必拘泥于“疑”或“不疑”的话题。盖学术本自疑始，不疑则无学术，疑疑信信没有人能够超脱，想彻底“走出”也不可能。问题的症结在于，“走出疑古”的提法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一提法的立论根据仍然停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于古史的某种特定的认知水平上。例如一部分古史辨学者认为传说的中心人物都是“神”而不是“人”，都出于“层累造成”的谎说之捏造，因而有关他们的传说事迹的记载也都不是“信史”。——这一种看法，大概可以说是当时人及后人指责“古史辨派”的最大口实，故当时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已谈到：“‘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大约王先生因发见卜辞中的商代先公先王名号，乃以为亦可由“二重证据法”推及传说中的“古帝王”；不过由已知的地下材料并不能证实“古帝王”的传说事迹及其时代，所以王先生论夏禹，仍然只举及春秋时齐、秦二国的铜器。这当然不足以厌服古史辨学者，故致顾颉刚先生反而以所举为春秋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证据。这一类的官司总是难有结果的，所以今日提倡“走出疑古”，假如仍置学术论争的背景于当日的水平上，则所谓“走出”也终究只是一句空话。

主张“走出疑古”者的直接理由之一，是认为古史辨学术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这其实不过是细节问题，无关乎大局；即便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推翻了古史辨学者的某些旧有的结论，也不足为古史辨学术之病，因为古史辨的宗旨本在求真求是，并不存在某些人所指斥的所谓“门户之见”。就学术关照与现实动机而言，“走出疑古”的立论根据其实主要归结于现代考古，此亦即“走出疑古”的提倡者屡屡阐明的以考古求“释古”的倾向。不过这中间有个定义逻辑上的困难，即疑古与考古原不构成对立，“走出疑古”的提法无意中制造出二者之间的人为对立，名、实并不相副。

谁都会承认，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确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难得的第一手物质文化史料，同时也为填补空白、改写古史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种可能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生前即曾多次谈到，应当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成就“重建中国远古时代”、“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已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这个理论基础，主要的即是苏先生本人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有意味的是，这一学说的影响被认为首先在于“迅速冲垮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_，正与顾颉刚先生当年所提倡的打破“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观念前后辉映。依据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古史研究一向倾向于以文献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这自然未尝不可，中国近世以来的古史研究事实上也一直是以文献考证与田野考古两条腿走路的，二者处在互动的过程中，并非全然不相关联，事实上，这点在考古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考古与文献毕竟属于不同的专业，二者可以互相结合而不能互相代替。尤其是在考古学突飞猛进的今天，更须指出的动向之一是不可误认为考古学可以包办一切。有如张光直先生在几十年前已指出的那样，考古材料中固然有石斧和瓦罐，有“成群的人的文化和社会”，但却没有可以证实黄帝、尧、舜等古史人物的证据，“没有英雄豪杰的传记”，所以史学家怀疑考古研究所能达到的“境界”，仍然是“各行其是”地利用神话传说资料“重建”先殷古史，并非没有根据。说得更直白一些，中国传说古史恐怕永远不可能指望考古发掘得到全部证实，因此可行的研究途径还是文献的问题靠文献解决，考古的问题靠考古解决。二者之间有机理而无附会的整合，即使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也还只是一种尚须期之长远的理想，无论理论上的障碍抑或实践上的紧张都非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究竟对传说史料本身已经有多少了解，也还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例如“炎帝”、“黄帝”之号，分明是“帝”和“上帝”的观念产生之后才能有，而据现在所知，商末甲骨文中尚多以“帝”字指禘祭（一般是指新王祭故王），“上帝”一词虽指天神而亦不与“天”字通用。如果诉诸神话传说，非要赋予炎、黄以上古部落领袖或部落集群领袖的身份不可，那么这两种名号也只能视作宗神（祖先神）的符号，而各自的宗神又可转化为天神（“炎”、“黄”二字可能都与太阳崇拜有关系）。这些可以见仁见智，“不立一真”，但后人编排的“帝系”是绝对不可信的，对此无论如何不能翻案。禹的称呼可能有所不同——自顾颉刚先生考证传说中的禹的身份，据《说文》而言“禹”字的本义为“虫”以来，“大禹是一条虫”几乎成了讥讽古史辨学术的一种标志性由头，不但流行于一般学者中间，而且形于文学家、政治家的言谈中。此种耳食之言，俗间传为谈资不足计较，学者倘或相信则令人悲哀。据我们新近的研究，“禹”之名本起于“巳”（蛇的象形字），“大禹”犹言“太巳”，系由上古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为名号之俗而来，犹如商人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为名号；传说所称夏人的“姒”姓，以及商祖“契”与商人的“子”姓之称，也都是由这一风俗而来的。前人未了解到这一层，产生种种附会都不足为怪，而今人对古史传说的理解必定仍多有类似之例。古文化之谜不为今人所知者更是难数，传说文献的研究尚任重道远，是以“疑古”在所必然，而“走出疑古”正未可轻言。

由以上所谈返回到断代工程的话题，对于“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期待就也须重新考量。研究三代年代学而以“走出迷茫”为理论目标，动机无可挑剔。如果确能弄清三代的具体年代，按王年编出细致的谱表，当然是大有益于古史研究的成果；倘若更溯及史前的传说，也能做成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史学年表，那么对古史研究的贡献就更不可估量。无奈现在仍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古史“茫昧无稽”的状况虽经一代一代学者的努力清理，至今并未有多大改观。在这样的状况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对于文献数据的处理就仍然是两难的，或疑或信，艰于抉择。如果由倡导“走出疑古”而重新走向征信，也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必然还是会使人摇摆于疑信之间。工程的研究，看《报告》所述，对于古籍中的各种年代资料并不轻下断言，对于有关古史年代的学说一般也不作评价，这还是一种存疑的做法；但在拟定具体的年代时，因为总要得出结论，又往往任意取舍，甚至连公认的伪史料也不放过，则又征信太过。这样一种“古怪”的态度，反映出工程的主导者对于“走出疑古”亦未必有充足的自信，所以《报告》所列的l2项标志性成果中独无作为总汇的《夏商周年表》。年代学研究不同于一般性的古史研究，而难度更要大些。在这一层面上不妨认为，“走出疑古”的提法用于古史年代学研究，自我期许的定位有些过高，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具体的操作过程又受到现实功利的束缚，有如“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顾颉刚语），故在疑疑信信之间无所适从，而所得结果依然是疑云一团。有鉴于此，我们才认为三代年代学研究仍应以现存古“文本”的整理为主，而不当脱离文献另搞一套。

此外，“超越疑古”的提法也相当含混。如果此语是指古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升，自应大力提倡，近百年古史研究既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今人正当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期超越前贤。但若此语仅指摆落疑古思想的“阴影”而言，则在古史研究确有新的发明和创造之前，“超越”之弦亦未易轻弹。上已言及，现代考古学的系列发明是需要与传说文献的整理研究分别看待的，二者之间的配合还有大量的困难存在。工程所注重的考古测年，事实证明并不成功，这不仅是由于考古学、测年技术与年代学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而且也由于工程的运用有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原是多元化的社会，考古资料所展示的“实在”的历史也是各部族并行发展的历史，包括夏、商、周三大族并行发展的时段。工程的三代年代学研究将复杂的历史统纳入一个单线的年代系统中，虽可以共时性寓于历时性之中，而终不能避免考古测年因部族与地方差异而造成的偏差。考古调查本来只是大范围内的“抽样”，而工程建立夏、商及商、周考古界标的依据又仅限于极少数几个点的再发掘，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所拟年代系统整体上的可靠性。夏王朝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得到确实的证明，而即使将来考古学者能挖到个像殷墟那样的夏墟，也不能指望就可以解决传说夏史上长久积存的各种问题，正如殷墟并不能全部解决商史研究上的各种疑难问题一样。按目前的认识，大家对三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年代框架大体上已有比较确定的看法，在这方面其实用不着“走出疑古”；即使一定要搞清具体的年代细节，也不是疑古与不疑古的问题，疑古的对象更多的是在史前史。对于史前史的构筑，考古学可以提供一种框架和脉络，而文献史学与神话学的园地也还是不能荒废。当前及今后的研究，可将系统整理已有的考古成果而编写一部考古的中国上古通史列为急务；传说古史的内容亦可择其考订有据者编入，其余的部分归入民族文化的“诗化”境界而别作开发，尽可不必全以史学研究的精确性次第之。如此分别疏通，可分可合，但求分合之间自有理致，则久而亦无所谓“疑古”与“走出”。

20世纪的疑古思潮，因为曾经冲击的是旧史学、旧文化的壁垒和陈迹，故在总体特征上疑古重于述古。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和认知水平，20年代到40年代的古史辨学术也还因袭着传统考据学的一些负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偏弊和失误。到90年代初，因为要发扬和弘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于是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出。时代风会的趋向非人力所能改张，而新、旧学术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却不能简单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作为学术评价的主流。严格地讲，像“疑古”与“信古”这一类二元对立的观念非常模糊，并不适合评价具体的学术；继此而推及“疑古”与“走出”的对立，则又更造成概念类别与层次上的混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此为主导理念是不妥当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原不因学术上的“迷茫”而缩短，“迷茫”的只是学术而不是年代。有些似乎可以推知而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年代可能已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粗略的估计也可部分地消除“迷茫”，过分的推求反而更增添几分迷雾，甚至会使本已廓清者复归于“迷茫”。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定三代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对三代文明的整个研究工作，仍应提倡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理论研究亦应从大处着眼，而不必再就“疑古”、“信古”或“释古”、“证古”、“正古”之类的话头作无谓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