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辰祭祀观念源流考辨——以秦汉时期“祠灵星”为中心

灵星祭祀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地方农业祭祀活动, 与社稷、先农等祭祀并列, 一直延续至后代。农业是秦汉时期生活、生产的基础与核心, 向农神祈求风调雨顺、保障农业生产也是古人朴素的祭祀观念, 灵星祭祀便是起源于此, 并被汉代统治者不断强调, 汉高祖、汉武帝、汉章帝分别以诏书的形式命令地方祭祀灵星, 以保障祭祀的实行。虽然是地方郡县举行的祭祀的实行, 但仍然不失其重要地位。黄留珠先生指出:“秦汉时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天上诸神的祭祀被进一步强调。所谓灵星即天田星, 古人认为该星主谷, 为‘农祥’。这反映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1]灵星祭祀的记载主要见于《汉书·郊祀志》《续汉书·祭祀志》《汉旧仪》等材料。由于从东汉开始, 人们对灵星祭祀的理解便含混不清, 所以对其研究和解释自汉代便已开始, 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都有这方面的材料, 后代尤其是清人对其注释、解读的材料更加详实。目前, 对灵星祭祀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 主要有王健[2]、王柏中[3]、田天[4]等三位先生。虽然研究材料梳理已尽详实, 但是在祭祀来源、祭祀官方化、祈雨含义叠加与混淆等方面, 认识上仍有不足和错误。笔者试在前人研究梳理的材料基础之上, 结合汉代实际的社会状况, 从以上所述及的几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 如有不当之处, 敬祈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灵星祭祀并非始于汉代, 而是古已有之的祭祀习俗, 这种习俗的产生, 很可能与祭祀周人祖先后稷有关。田天先生援引《续汉书·祭祀志上》所载《汉旧仪》中的内容, 认为:“ (材料中的) ‘古时’, 或指先秦而言, 不过就目前能见到的材料而言, 灵星之祠不见于先秦, 传世文献启始于汉高祖五年。”[4]实际上, 依据《诗经·周颂·丝衣》的记载来看, 先秦时期便已有针对灵星的祭祀仪式。清代学者王念孙指出:“《周颂·丝衣序》云:‘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则灵星之祀自古有之。”[5] (P156) 陈桥枞云:“刘向《五经通义》亦以‘丝衣其’为言王者祭灵星公尸所服之衣, 与高子说合, 知鲁、毛义同。”[6] (P1052) 所以高子之说并非虚言, 诗的篇题“丝衣”即为“灵星之尸”所穿之衣服。而对于《丝衣》一诗的性质, 《孔疏》云:“《丝衣》之诗, 绎宾尸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 祭宗庙之明日, 又设祭事, 以寻绎昨日之祭, 谓之为绎。以宾事所祭之尸, 行之得礼。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这是一篇正祭之后, 绎祭之时使用的乐歌。绎祭即天子诸侯正祭之后又进行祭祀, 其用意是为了宴请祭祀中尸的扮演者, 以感谢其在祭祀中所付出的辛劳, 并祈求神灵保佑。《丝衣》一诗与之前两篇诗文存在着承续关系, 清代学者胡承珙指出:“《丝衣》诗之次于《载芟》《良耜》, 殆非无故矣……是知古者祭天地社稷, 皆有祭宾尸之礼, 此《丝衣》诗为宾尸之所歌, 承接上《载芟》《良耜》二诗而言之。《载芟》《良耜》所云‘祈报社稷’者, ‘社’即指王社言之, ‘稷’亦即灵星之祠, 祀后稷也。”[6] (P1052) 因此, 《丝衣》一篇作为《诗经》中社稷祭祀的一个部分, 与其上两篇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仪式, 而高子所说的“灵星之尸”, 实际上就是后稷之尸。林素英先生也指出:“由于农祥灵星之祭, 其配食者即为后稷农神, 因而其祭所立之尸, 即后稷之尸”, 并且“祭祀自然神的确与祖先神不同, 故不亵渎其形象而无尸。然而为求真情得以投寄, 遂通过不同之配食理由设置配食者, 再以固定或非固定人选之方式, 为配食者择立合适之活人为尸”[7]。这自然能说明为何“灵星之尸”与“后稷之尸”会是同类, 古人根据相同类似的原则, 在祭祀上选择不同的意象来表达其祭祀的意图, 同时也会将祖先功绩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

在其他先秦文献中, 也有“灵星”与后稷、农业结合的相关记载。《逸周书·作雒解》:“乃设丘兆于南郊, 以上帝, 配□后稷, 日月星辰, 先王皆与食。”王念孙云:“‘日月星辰’四字, 本作‘农星’二字……灵星, 盖即《周书》所谓农星也。后人不解而改为日月星辰。”[8] (P533) 《国语·晋语四》:“董因曰:‘岁在大梁, 将集天行。元年始受, 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 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 无不济矣。君之行也, 岁在大火。大火, 阏伯之星也, 是谓大辰。辰以成善, 后稷是相, 唐叔以封。’”《国语·周语上》:“虢文公曰:‘古者, 太史顺时派观土, 阳瘅愤盈, 土气震发, 农祥晨正, 日月底于天庙, 土乃脉发。’”韦昭注:“农祥, 房星也。晨正, 谓立春之日, 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 故曰农祥也。”[9] (P15) (P365) 在以上的文献中出现了“农祥”“农星”等不同称呼, 不过这些均与“灵星”有关。张守节《正义》引《汉旧仪》云:“五年, 修复周冢旧祠, 祀后稷于东南, 为民祈农报厥功。夏则龙星见而始雩。龙星左角为天田, 右角为大庭。天田为司马, 教人种百谷为稷。灵者, 神也。辰之神为灵星, 故以壬辰日祠灵星于东南, 金胜为土相也。”[10] (P1651) 王利器注引刘宝楠《愈愚录》曰:“灵星, 即龙星角亢也, 故又曰角星;龙属辰为大火, 故又曰火星;辰为农祥, 故又曰农祥;又曰天田星;星色赤, 又曰赤星;灵通作零, 又曰灵星。”[11] (P359) 以上材料中所说, “农星”“农祥”“天田星”都与“灵星”有关, 为不同认识上的不同说法, 不过灵星确为何星, 则应以《国语·周语》的说法为据, 对此, 下文会有详细论述。

汉代灵星祭祀则是将周人原有的祭祀习俗官方化。实际上, 灵星祭祀原本即是周人祭祀祖先的仪式之一, 已经被周人封为常祀。秦统一六国后, 史籍中未发现有灵星祭祀纳入秦官方祭祀的记载, 而在民间尤其是周原之地, 仍然继承了这一祭祀仪式, 从《汉书·郊祀志》所载“至今血食天下”便可见一斑。颜师古注曰:“祭有牲牢, 故言血食遍天下也。”由此看来, 虽然官方不再奉祀周祖后稷, 但是在民间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也是官方设立灵星祠的原因之一, 汉高祖八年 (前199) 则将此正式的官方化。《史记·封禅书》:“其后二岁, 或曰周兴而邑邰, 立后稷之祠, 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 常以岁时祠以牛。’”[10] (P1651) 《汉书·郊祀志》也有这样类似的记载, 在文字上会有所损益, 但大致相同。《汉旧仪》却记载为汉高祖五年 (前196) 设立, 据王健先生考证, “《史记·封禅书》言高祖二年, 立黑帝祠, 后四岁, 令丰治枌榆社, 其后二岁, 令立灵星祠。根据这个详细时间表, 可推算为八年, 其他年代有误”[2]。不过, 汉高祖八年诏书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后稷之祠与灵星之间的关系。在汉高祖诏书中, 只是强调了后稷之祭与灵星的关系, 并没有谈到是否与祈求雨水有关, 另外, 这也是对周代后稷配享灵星祭祀仪式的继承。而田天先生在其文中论述古人对灵星所祀对象的认识时, 指出有三种不同看法, 在其第二种看法中谈到以灵星配享后稷, 故以之为稷祠[4]。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 田先生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不妥, 《续汉书·祭祀志》:“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 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这条材料中显然是后稷配食灵星, 作为自然神的祭祀, 周人只是将灵星与其祖先功绩结合起来, 从《诗经·丝衣》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由此田天先生说的配祀关系应是有问题的。

二是灵星祭祀用牲与灵星祠设置。汉高祖诏书中明确指出“常以岁时祠以牛”, 显然灵星祭祀为常祭, 每年举行一次, 并且使用的是太牢之礼, 正如卫宏在《汉旧仪》中所说:“古时岁再祠灵星, 灵星春秋之太牢礼也”, “汉五年, 修复周室旧祀, 祀后稷于东南, 常以八月祭以太牢”[12] (P102) , 而《续汉书·祭祀志》中也说灵星祭祀“牲用太牢”。灵星祠的设置主要是在地方, 根据高祖八年诏书的内容来看, 其中明确说明了“郡国县立灵星祠”, 却没有说明皇帝是否参加祭祀。灵星祠在京师也有设立, 王健先生引用《三辅旧事》所云“长安东十里有灵星祠”故事来说明, 并且提出:“汉代雩祭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东汉人曾将祠灵星与雩祭混为一谈, 说明两者在祭祀级别上应该是一致的。”而从汉初的情况来看, 并不能说明, 灵星祭祀是皇帝参加的国家重大祭祀, 却只能说明是由地方官府根据国家要求而进行的官方祭祀。《汉书·郊祀志》:“高祖十年春, 有司请令县常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 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13] (P1212)

在汉初, 国家对于稷的祭祀, 也是以地方形式进行的, 令书中所说的“令县常以二月及腊祠稷”, 显然不是朝廷的祭祀行为, 这也是对地方习俗的尊重而将其官方化的证据。另外, 在《汉书·郊祀志》中也谈到:“汉兴仪礼稍定, 已有官社而未立官稷。”《三辅黄图》云:“汉初除秦社稷, 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 配以夏禹, 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 始立官稷于官社之后。”[14] (P323) 这就说明, 汉初与汉中后期的情况不尽相同, 高祖时便已经对稷进行祭祀, 但是却是地方祭祀行为;至平帝时才将此立为正式的国家祭祀, 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因此, 王健先生所说的皇帝参与灵星祭祀, 可能为汉武帝之后的情况, 也可能是皇帝的偶然行为, 并不为常祀, 也就没有规制可言。因此, 对于北魏刘芳所说“恒立郡县”的观点, 并不能断然否认[15] (P1224) 。

祈谷求雨的含义是武帝之后对灵星祭祀的层累叠加, 而非祭祀的原始含义。《汉书·郊祀志》:“其明年, 伐朝鲜。夏, 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 干封三年。’上乃下诏:‘天旱, 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13] (P1224) 汉武帝元封三年 (前108) , 由于天下大旱, 于是令天下尊祠灵星, 以祈求雨水降临。这是继高祖五年之后, 官方再次强调祭祀灵星。但是灵星祭祀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 以祈求雨水为主。这种变化可能与灵星所处的星位有关, 蔡邕《独断上》:“旧说曰:灵星, 火星也。一曰:龙星, 火为天田。”而裴骃《集解》引张晏云:“龙星左角曰天田, 则农祥也, (辰) 晨见而祭。”这也说明灵星属于龙星一类, 又称为“天田星”, 在《国语·晋语》中则称为“农祥”, 韦昭认为是房宿。《史记·天官书》中有载:

东宫苍龙, 房、心。心为明堂, 大星天王, 前后星子属。不欲直, 直则天王失计。房为府, 曰天驷。其阴, 右骖。旁有两星曰衿;北一星曰辖。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市中星众者实, 其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

以上材料是有关苍龙星宿中星斗的介绍。司马贞《索隐》引《尔雅》云:“大辰, 房、心、尾也。”李巡曰:“大辰, 苍龙宿, 体最明也。”[10] (P1540-1541) 也即是说, 房、心、尾是苍龙星宿中最为明亮的三个星宿, 而灵星则指这组星宿中房宿的某一组星 (房宿中包含四组星) 。卫宏《汉旧仪》:“夏则龙星见而始雩。龙星左角为天田, 右角为天庭。天田为司马, 教人种百谷为稷。灵者, 神也。辰之神为灵星, 故以壬辰日祠灵星于东南, 金胜为土相也。”[12] (P102) “龙星”所说即为“苍龙宿”, 而天田为司马, 《天官书》中则谓“天驷”。《索隐》云:“房为府, 曰天驷。《尔雅》云:‘天驷, 房。’《诗记历书》云:‘房为天马, 主车驾。’宋均云:‘房既近心, 为明堂, 又别为天府及天驷也。’”[10] (P1541) 而田天先生却认为:“灵星所祀对象为心宿 (龙星) 中的一组小星, 功用是祈雨。”[4]根据上述材料, 田先生所论“心宿”似乎并非与龙星相对, 而“心”与“房”却同为“苍龙宿”之属星, 那么天田星也更不会是心宿中的一组小星, 应是与心宿相等的房宿中一组星, 这一点在《左传》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左传》桓公五年:“凡祀, 启蛰而郊, 龙见而雩。”杜注曰:“龙见, 建巳之月, 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 待雨而大, 故祭天, 远为百谷祈膏雨。”[16] (P85) 杨伯峻注云:“龙, 苍龙, 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总称……龙见, 非谓七宿尽出现, 角、亢两宿于黄昏出现东方, 即可谓之‘龙见’, 是时当夏正四月, 孟夏建巳之月。”[17] (P107) 所以, 房宿是苍龙宿中的一宿, 而角、亢二宿出现便可谓“龙现” (如图1) , 因此, 从本意上来说, 祈雨与房宿的关系不是很大。《说文·晶部》云:“晨, 房星, 为民田时者, 从晶辰声。”段玉裁注:“《周语》曰:‘农祥晨正’。韦云:‘农祥, 房星也。晨正, 谓立春之日, 晨中于午也, 农事之候, 故曰农祥。’《尔雅》注曰:‘龙星明者以为时候, 故曰大辰。’”[18](P313) 另据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件紫锦衣箱上的漆文, 发现房宿与“农祥晨正”有关。

民祀隹 (惟) 坊 (房) , 日辰 (晨) 于维, 兴岁之四 (驷) , 所上若阵, 经天常和[19]。

南阳蒲山1号汉墓画像石 

摘自李锦山:《史前龙形堆塑反映的远古雩祭及原始天文》, 《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王晖先生认为, 此材料与耕种农时有关, 为了适时播种, 农人便以房星晨正作为春耕始起的标准点, “故古代农人高兴地把房宿称作‘农祥’‘田候’‘天时’‘为民田时者’, 并尊而祀之, 此盖即‘民祀佳坊 (房) ’的来由”[20]。但是, 房宿与心、尾二宿合称为“大辰”, 则可能与农业及雨水有关, 亦可能取象于龙。张闻玉先生认为:“辰之所指, 由大火又移至房宿, 进而指房、心、尾三宿, 甚至泛指‘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做了‘苍龙’的代称, 成了十二属相中‘辰为龙’的来源。”[21] (见次页图2)

龙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巫术中, 则常常被奉为祈雨对象。《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画龙祈雨水的内容:“大荒东北隅中, 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 杀蚩尤与夸父, 不得复上。故下数旱, 旱而为应龙之状, 乃得大雨。”郭璞注云:“今之土龙本此, 气应自然冥感, 非人所能为也。”[22] (P306-307) 秦汉时期用“土龙”祈求雨水的仪式, 在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中有所记载:“四时皆以水日, 为龙, 必取洁土为之, 结盖, 龙成而发之。”[23] (P436) 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 则不赞同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之论, 认为:“董仲舒申春秋之意, 设土龙以召雨, 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 风从虎。’以类求之, 故设土龙。”[24] (P693-694) 虽然在观点上有所不同, 但是王充却真实地反映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求雨内涵, 这也说明在汉代, 人们祈求雨水就是采用画龙、土龙等巫术形式进行的, 并且对此深信不疑。《新论·辩惑篇》:“刘歆致雨具, 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 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 以迎送之, 故缘其象类而为之。’”[25] (P57) 依据刘歆所述龙形与风雨相关, 而土龙却成为了求雨必备之设, 这与董仲舒求雨之论不无关系, 而在《淮南子·说山训》《淮南子·说林训》等篇中则早有论及。总之, 汉代人将“辰”“龙”与雨水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灵星作为执掌农业的自然之神, 人们不仅会向其祈求农业耕种的顺遂, 同时也会向其祈求雨水降临, 统治者祈雨求谷的祭祀, 自然也增加了灵星的祭祀含义。

 苍龙星座图 

摘自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南南阳蒲山汉墓的发掘》, 《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东汉章帝时期, 官方又再次强调灵星祭祀, 《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引《古今注》云:“元和三年, 初为郡国立[社]稷, 及祠 (社) 灵星礼 (器) 也。”[26] (P3204) 由此观之, 灵星祭祀是随同社稷一同设立的, 设立的背景则是汉章帝为了重新修葺百神祭祀。《续汉书·祭祀志》:“章帝即位, 元和二年正月, 诏曰:‘山川百神, 应祭者未尽。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重新修葺群祀是这次恢复祭祀的核心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诏书中所提到的“应祭者未尽”的含义, 这从刘昭注引《东观书》中便可窥见一斑:“山川之神, 则水旱疫病之灾, 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 则雪霜风雨之不时, 于是乎禜之。”[26] (P3183) 也就是说, 这一时期恢复的祭祀, 主要是仪式上的增补, 祭祀对象则是山川百神和日月星辰之神, 但是灵星祭祀的真正含义已经不为世人所知。

东汉时期官方仍然保留灵星祭祀, 但是知之者甚少, 而祭祀对象则更无人可释, 并在含义上很容易和用于祈雨的“雩祭”发生混淆。《论衡·谢短》云:“文吏自谓知官事, 晓簿书。问之曰:‘晓知其事能究达其义, 通见其义否?’问之曰:‘社稷、先农、灵星何祠?’”[24] (P567-568) 王充在文中讥讽文吏自称皆懂官事, 但是究其深意则不尽了然, 而灵星祭祀却成为了其询问的内容之一, 自然也就说明在东汉时期, 虽然官方仍然保留灵星祭祀, 但是对其祭祀之意则无人明晰, 已成为普遍现象。《论衡·祭义》篇中也有儒者不知其义的内容。《风俗通义·祀典》:“俗说:县令问主簿:‘灵星在城东南, 何法?’主簿仰答曰:‘唯灵星所以在东南者, 亦不知也。’”[11] (P358) 这里记载了一位县令询问属吏有关灵星祭祀的事情, 但是属吏只能回答说, 他无法详知其义。就此看来, 东汉时期人们对有关灵星的祭祀对象、仪式、方位等问题, 无法进行正确的解释。因此, 王充在《论衡·祭意》中解释得极其详实:

灵星之祭, 祭水旱也, 于礼旧名曰雩。雩之礼, 为民祈谷雨, 祈谷实也。春求[雨, 秋求]实, 一岁再祀, 盖重谷也。春以二月, 秋以八月。故论语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暮春, 四月也。周之四月, 正岁二月也。二月之时, 龙星始出, 故传曰:“龙见而雩。”龙星见时, 岁已启蛰, □□□:“□□而雩。”春雩之礼废, 秋雩之礼存, 故世常修灵星之祀, 到今不绝。故世人不识, 礼废不具, 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礼, 不知灵星何祀, 其难晓而不识说, 县官名曰“明星”, 缘明星之名, 说曰“岁星”。岁星, 东方也, 东方主春, 春主生物, 故祭岁星, 求春之福也。四时皆有力于物, 独求春者, 重本尊始也。审如儒者之说, 求春之福, 及 (反) 以秋祭, 非求春也。《月令》祭户以春, 祭门以秋, 各宜其时。如或祭门以秋, 谓之祭户, 论者肯然之乎?不然则明星非岁星也, 乃龙星也。龙星二月见, 则春雩祈谷雨;龙星八月将入, 则秋雩祈谷实。儒者或见其义, 语不空生。春雩废, 秋雩兴, 故秋雩之名, 自若为明星也, 实曰“灵星”。[24] (P1061-1063)

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 王充已经将灵星之祭与先秦时期的“秋雩”的作用相互混淆了, 即上文所说“为民祈谷雨, 祈谷实”, 将灵星祭祀的含义双重化。陈启源便已提出质疑, 并指出:“《论衡》以灵星即龙星, 又谓周制, 春雩, 秋八月亦雩, 今灵星乃秋之雩。此语非是。雩正祭在巳月, 祈祭则秋之三月皆可行, 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帝精, 非祭灵星, 不得合为一祭。”[24] (P1064) 王健先生根据前人研究成果, 结合汉代雩礼的实际情况, 指出:“汉代的祠灵星不是雩礼, 汉代也没有常规的雩礼, 王充的说法混淆了两者间关系。”[2]究其根源, 东汉王充的张冠李戴起源于汉武帝时期的歧义解释, 从而对灵星祭祀造成了层累的错误叠加, 而东汉人则无法考证其义, 在灵星祭祀的问题上却继承了前说, 而且还加以演绎, 使并非同属的两种祭祀混为一谈。

二是, 灵星、岁星、明星三者的关系。东汉人已经不详知灵星祭祀的对象, 认为“岁星”便是灵星, 岁星出于春, 则灵星祭祀的时间在春季。不过依照王充的解释, 灵星祭祀应为春、秋两次。依照本文第二部分论述, 灵星就是“农祥晨正”中的房宿, 应为早春出现, 则灵星祭祀只有春季一次, 而且依照《汉旧仪》的记载, 祈雨为四月立夏之后干旱时进行, 至七月虽然干旱也不得祈雨祭祀。这种说法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得到相应证明:“信曰:五月中天旱不雨, 令民。”整理小组注云:“于羽, 即雩字, 《说文》:‘夏祭乐于赤帝, 以祈甘雨也。’”[27] (P99) (P100) 其中“五月中天旱不雨”的简文直接可以说明, 此次祈雨祭祀的时间是在四月至七月之间的范围内, 这与《汉旧仪》中的记载相符。

“雩”与灵星祭祀是两种不同的祭祀, 而且在时间上灵星祭祀为春季一次, 应与农业耕种有关。“岁星”“明星”之说则尽不可信, “岁星”在古代指的是木星, 其运行轨迹极其有规律并与农时有关, 因此在诸多文献中皆有对其的记载, 但是岁星与灵星是位于不同分域的, 并非为一类。另外, “龙见而雩”中的龙星即指苍龙宿, 而房宿为其属星, 前文已经详有论及, 此不赘述。汉代有专门的求雨仪式, 与灵星祭祀仪式并不相类。《汉旧仪》载:“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 各如其常牢, 礼也。四月立夏, 旱乃求雨, 祷雨而已;后旱, 复重祷而已;讫立秋, 虽旱不得祷求雨也。武帝元封日到七月毕赛之, 秋冬春不求雨。”[12] (P103) 也就是说, 汉代祈求雨水的祭祀对象主要是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 祭祀的主持者则为主管祭祀事物的太常, 而祭祀时使用的物品为群神的常祀之物。

由此看来, 灵星祭祀最初的含义与秦汉时期祈雨仪式并不相同, 灵星舞所示之形状皆为一年耕种之事, 即下文中所说“象教田”, 因此祈祷耕种顺遂, 才是灵星祭祀的核心含义。《续汉书·祭祀志》:“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 初为除芟, 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 象其功也。”[26] (P3204) 这种解释也与周代“祠灵星”的原本含义相契合。而汉代求雨继承了先秦时期的“雩”礼祭祀的形式。《吕氏春秋·仲夏纪》云:“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 以祈谷实。”[28] (P244) 《礼记·月令》中也有类似记载:“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 大雩帝, 用盛乐, 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 以祈谷实。”[29] (P450) 而灵星祭祀的仪式却与雩礼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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