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1949—2019

引言

“数术”又称“术数”，传世文献中出现的“数术”一词似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为最早，其书云“太史令尹咸校数术”，颜师古注：“占卜之书。”《汉志》分天下书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数术”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共收书190家，2528卷，《汉志》收书596家，13269卷，以家计，数术占总数的32%，以卷计，占19%，所占比例已然不低，可见数术一类的书籍和知识曾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行。但《汉志》所收诸书，除“形法”类的《山海经》外，竟无一流传下来。

幸运的是地不爱宝，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不断被发现，数术连同方技逐渐成为大有可为的专门学问，至今蔚为大观。

早在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掘魏王墓冢所出竹书中即包括了若干数术书。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曾先后四次进入中亚考察，在我国新疆尼雅、楼兰、敦煌等汉代烽燧遗址掘得大批汉文及粟特文、佉卢文、婆罗迷文文书，并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整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得知此事后，即在沙畹整理文本的基础上重做释文和考释，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该书按简牍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其中第一大类即为由罗振玉撰写的“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数术文献。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研究出土简牍以及出土数术文献，由于罗、王学植深厚，甫一出手，即代表了学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来的简帛数术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1942年，长沙子弹库帛书出土，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此件文物后辗转流入美国，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帛书写绘在一幅47×38.7厘米的方形丝织物上，整个幅面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中间是两段书写方向互倒的文字，一段十三行，一段八行，主要讲创世神话、人神关系、自然灾异；四周写绘十二月神像及历忌，四角绘有青、赤、白、黑四木，类似《月令》。该件帛书出土虽早，但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绵至今。

实际上，很多简帛数术文献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从出土收藏到研究往往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过程。本文第一部分将按时间线索，分阶段描述简帛数术的发现和研究(重在文本整理)，第二部分大致按《汉志》“数术略”，分类概述重要的研究成果，最后是简单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简帛数术发现和研究的历时性特征，兼顾1949年以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把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至1979年的前30年为第一阶段，21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介于两者之间的为第二阶段。以下分述之。

(一)第一阶段(1949－1979)，简帛数术的考古大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五六十年代有些零星的考古发现。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高邮县邵家沟发掘一处东汉晚期遗址，其中一块书有符、咒的木片，约有40字，是研究古代数术和早期道教的重要资料。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墓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其中短木简11枚，是记述宜忌之类的数术简，内容多为日书。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楚卜筮祭祷简册，这是卜筮祭祷简的首次发现。但真正的考古大发现，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1号汉墓，出土竹简共约7500余号，内容包括《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晏子春秋》等儒家典籍，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和有关阴阳、时令、占候之书、相狗书等，后者即属数术类文献。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大批竹简，内容包括《论语》等儒家文献、《六韬》《文子》《日书》、占卜残简等。

1973年年底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3号墓，出土木简600多枚和极其珍贵的帛书，墓葬下葬的年代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由于该墓属王侯级大墓，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简帛的内容包括《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古医书、天文星占书、阴阳五行、刑德、地图等，几乎涵盖了《汉志》的所有方面，一时震惊了中外学术界。70年代与数术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文星象方面。从后续研究看，马王堆帛书一直是简帛数术研究的重镇之一。

197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了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共计1155枚，简文内容包括：《编年记》(后改称《叶书》)《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珍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除《日书》和《编年记》外，多为秦代法律文献。这是“日书”书题的首次发现，此后考古发现的类似简帛材料多达30余种，日书研究遂成为简帛数术研究最发达、成果最丰硕的一个分支。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内容包括《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等。根据出土器物及铭文材料，可以确认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阜阳汉简大多破碎，影响了竹简的整理和研究。

此外，20世纪70年代在西北地区汉代屯戍遗址居延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敦煌马圈湾等地出土简牍中亦不乏数术资料。这些简牍数术资料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遗留物，是现实生活中利用数术知识的实物证据，弥足珍贵。

(二)第二阶段(1980－1999)，简帛数术研究的勃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简帛数术的整理与研究进入快车道，出现一个繁荣兴盛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简帛数术资料整理出版的速度加快。上述第一阶段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多未能及时整理出版，比如银雀山汉简，当时曾计划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第一辑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以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第二辑为《佚书丛残》，第三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篇题木牍及《元光元年历谱》。但除第一辑已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外，有关数术的简牍仅见于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既无图版，亦缺编次，仅有的释文散见于全书各处。全部数术简要等到2010年才公布面世。长沙马王堆数术资料的全部发表，亦晚至2014年。至于八角廊汉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简要介绍，未见全部图版照片和释文。

出土简帛的整理涉及繁杂的物理条件和技术难题，从出土到整理出版有一定的周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相较于其他简帛材料，简帛数术的整理出版尤为滞后，这除了由于前期相关研究不足，认识不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之外，还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有关。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发掘，1976年开始陆续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相关释文，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8开线装大字本，1978年又由该社出版平装32开小字本，但所有杂志释文和这两个本子都没有收入属于数术类的《日书》甲、乙种。直到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才收录包括《日书》在内的全部竹简照片和释文，有关《日书》的竹简未经系统整理、编联和分类，整理者加按语云：

《日书》甲种和乙种的主要内容都是选日吉凶，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的产物。但应当指出简文把“臣妾马牛”、“臣妾马”、“马牛臣妾”相提并论，说明当时“臣妾”被视同马牛一样，反映了奴隶在当时社会里仍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不难看出此前有关简帛数术出版迟滞之因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整理出版了此前阶段考古发掘的简帛数术资料，此时期出土的简牍数术资料也明显加快了整理出版的速度，比如1981年发现的江陵九店56号楚墓，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江陵九店东周墓》即收录了包括日书在内的全部简牍的照片和释文，2000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九店楚简》一书，除公布照片和释文外，还吸取相关研究成果，做详细注释，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再比如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发掘，1985年1月在《文物》杂志做简要介绍，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一书，进度不可谓不快。而更加快速的是包山楚简，1987年发掘，1988年报道，1991年即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包山楚简》，包括卜筮祭祷简在内的所有简牍照片、释文和考释。考古田野发掘——发表简报——出版整理报告，已成为简帛数术文献整理的标准程式。

其次，出现一批标志性成果，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1993年，李零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中国方术考》，该书分上篇“数术考”和下篇“方技考”，上篇立足于《汉志》“数术略”的分类，举述相关考古材料，并根据考古材料的丰盈程度，重点研究了“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楚帛书与日书”和“早期卜筮的新发现”。李零的研究是一种思想文化史的视角。立足于《汉志》的分类但又不局限于《汉志》，他对数术的整体把握为简帛数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他在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说法，“择日和历忌是从式法派生的，都属于古代的‘日者’之说”，强调“式”在战国秦汉时期数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子弹库楚帛书属于广义的“日书”，这些都与通行的说法有别。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日书几乎涵盖了简帛数术所有的重要方面，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日书在简帛数术中的重要地位，日书成为简帛数术的代名词。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曾宪通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首度从数术史的角度研究秦简日书。1994年，刘乐贤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完成于1992年)，有感于此前日书研究中存在的“粗疏”之失，刘氏提出：“本书准备在对《日书》进行全面训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数术有关的资料揭示出《日书》的数术内涵，试图由此复原战国秦汉时代择日术的原貌。并以此为据，对《日书》所反映的楚、秦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论述。”通观全书，刘氏完全达到了他预先设计的目标：利用文献学方法全面训释相关字词含义、进行分篇整理，利用相关数术文献揭示日书的数术内涵，从而复原古代择日术的原貌，在此基础上讨论古代的疾病观念、祭祀活动、神话传说、阴阳五行等重要社会现象。这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此后的日书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后，简帛数术研究带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上述简帛数术尤其是日书研究的刺激下，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简帛数术，一些传世的数术文献陆续被整理出版。1993年，由李零任主编、刘乐贤任副主编的《中国方术概观》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占星卷(上下)、卜筮卷、式法卷(上下)、选择卷(上下)、相术卷、星命卷、杂术卷、服食卷、导引行气卷、房中卷，共13册，“取材范围不仅包括《道藏》等传世文献，还收入了历年出土发现的竹简帛书和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材料”，“延请从事各有关门类的专家学者点校整理”，“使我们能溯源而下，弄清它(按：指数术方技)的基本脉络”。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大全》，全套90册。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郑志斌主编的点校本《四库全书术数类集成》，全10卷(册)。

《五行大义》是数术研究的基础性文献，刘国忠的博士学位论文《〈五行大义〉研究》于1999年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这一时期撰述的思想史、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专书通常也要借鉴简帛数术的研究成果。

(三)第三阶段(2000－2019)，简帛数术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的全面深化

进入新世纪后，简帛数术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非科学发掘品逐渐增多　文博单位和大学科研机构大规模从海外(主要是香港)文物市场购藏简牍始于1994年上海博物馆，与数术有关的《卜书》发表于2013年，据称还有日书，未见刊布。进入新世纪后，这类非科学考古发掘的简牍数术文献突然大增，先是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入藏259枚简牍，其中日书简109枚，序宁简14枚。紧随其后有2007年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一批秦简，其中有《数》《梦书》及“质日”简。次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书有《筮法》《别卦》和“算表”。2009年和2010年，北京大学先后入藏西汉简和秦简，其中西汉简与数术有关的《节》《雨书》《揕舆》《荆决》《六博》已经发表，其他数术材料仅见介绍。最后一批大概是2015年入藏安徽大学的战国楚简，据称有“相面、占梦方面的材料”。由于这些非科学发掘的竹简来源不明，真伪难辨，缺乏原始保存讯息，研究者应保持谨慎态度。

第二，简帛数术资料的再整理　借助新的红外照相技术，在国家重大课题项目的资助下，对已经整理过的简帛数术资料进行再整理，成为新世纪简帛整理研究的新趋势。比较重要的有李家浩、白于蓝对九店楚简《日书》的再整理，刘乐贤对睡虎地秦简《日书》、孙占宇对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再整理。还有一些简帛数术文献，此前曾有零散公布，本阶段重新组织人力物力，整理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再整理”，比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西北屯戍遗址所出汉简，历史悠久，数量巨大，新世纪亦有重新再整理的举措，只不过其中的数术资料过于零散，对数术研究的整体意义不大，故此不再缕述。

第三，延续上一阶段趋势，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和更加细化　在传世文献方面，有赵益对《汉志》和《隋书·经籍志》的比较研究，刘瑛对《左传》《国语》所见方术的研究，陈侃理对数术与政治灾异的研究，陶磊对《淮南子·天文训》的研究，陶氏另有《从巫术到数术》，从宏观角度探讨上古信仰的嬗变。

在简帛数术的综合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除各单篇论文外，第一章通论早期数术文献及研究成果，仍以《汉志》为总体框架，但具体归类与李零有所不同，如李零归入选择类文献的子弹库帛书，刘乐贤归入“阴阳家”，甚至不在数术之列；李零将楚卜筮祭祷简归入“筮龟”类，刘乐贤则入杂占“祈禳类”。大体上，李零的标准较宽，刘乐贤的取舍偏严。2017年，李零发表重要论文，从卜、数、图、书四大传统讨论中国早期数术的发展脉络，认为殷周以至春秋时期龟卜筮占为数术的主流，但到战国秦汉时期被式法选择所取代，后者占有支配地位。此阶段各分类的专门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举凡《汉志》所涉及的六个门类，都有专深研究。

二、简帛数术研究的主要成绩

1949年以来，简帛数术研究论著大都围绕某一数术门类展开，下文将按《汉志》“数术略”的分类，结合实际情况，酌情损益，加以介绍。

(一)天文

目前所见天文类的简帛数术资料，主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和《日月风雨云气占》，银雀山汉简《占书》，阜阳双古堆汉简《五星》《星占》等。

《五星占》由占文和附表两部分组成，主要讲木、金、火、土、水五星的运行及其与其他天象的关系以占测用兵吉凶等。早期研究多从古代天文学史的角度，讨论帛书的科学成就，并试图利用帛书的记载去探讨古代历法和纪年中的疑难问题。如席泽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五星占〉》对《五星占》所体现的古代天文学成就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从世界天文学史的角度论述了《五星占》的科学价值。其后陈久金、陈美东、何幼琦、王胜利、刘彬徽、莫绍揆等学者对《五星占》与古代岁星纪年和太阴、太岁纪年以及干支纪年的关系，《五星占》与古代历法的关系做了较多的讨论。徐振韬根据《五星占》的材料研究先秦浑仪创制，谢世俊讨论《五星占》的天文气象预测，日本学者薮内清也曾研究《五星占》的天文学意义。从科学史角度研究《五星占》一直持续至今。田余庆曾据《五星占》中“张楚”标注，讨论汉初史家重张楚及秦末“亡秦必楚”等历史事件，是利用数术史料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佳作。

《天文气象杂占》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宽150厘米的整帛上，帛书的主体部分图、文并茂，可自上而下划分为6列，每列又从右至左分为若干行抄写。所绘图像为云、气、彗星等各种天象；图下用文字标明这些天象的名称以及相应的占测结果。顾铁符、席泽宗、陈奇猷、王胜利等学者从天文学史角度，对彗星的形态、名称及占文的含义做了讨论，高度评价其在世界彗星观测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学勤和胡文辉曾根据帛书的“白虹”资料讨论过古书的“白虹贯日”及其与荆轲刺秦王故事的关系。

《日月风雨云气占》有甲、乙两篇，分别与帛书《刑德》甲、乙篇合抄在一起，内容主要为月占、日占、风雨雷占、各种云气占和星宿分野等，与《天文气象杂占》性质相似。由于公布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刘乐贤、陈松长、晏昌贵讨论过其中的分野资料。

《占书》在《银雀山汉简释文》和《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被归入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内容主要是讲祲祥(晕、彗、反景、孛蚀、星月并出、星贯月等)和分野，加拿大学者叶山在综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该篇实际上不是一种文献，而是由七八种文献组成，属于阴阳家一类的文献。陈乃华利用简文中的分野材料，研究星宿分野的吉凶演变。连劭名对《占书》中的“天文月晕占”、“星宿与分野”、“客星占与雷霆占”、“司德占”、“人事杂占”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考释。

(二)历谱

《汉志》数术略有“历谱”类，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以“历谱”命名年历一类的简牍，后来邓文宽以为《汉志》“历谱”是“历”和“谱”合称，建议将此类简牍命名为“历日”。这个问题引起了李零、刘乐贤，马克、夏德安等人的往复讨论。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我们认同邓文宽、刘乐贤的意见，将“历日”作为此类文献的标题。

考古发现的历日简牍从出土单位看有两类，一种出于墓葬，一种出于遗址。从书写材质看，可分为木牍和竹(木)简两种。出于墓葬和写于木牍的历日较完整，出于遗址和写于竹(木)简的较为散乱，研究者的第一步工作便是缀合、编联、复原历日简，这方面取得不少成绩。刘乐贤曾收集各种历日近50件，从形制上分为不同的类型，认为秦至汉初多用“质日”或“视日”，西汉中期以后只写年号就可以了；秦汉历日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安排时间的坐标。其后陈侃理收集更多达83件，分为2类5型，他用“历书”概指“历谱”、“历日”、“质日”、“视日”一类出土文献，但不包括历法和择日文献；指出已有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复原、定年和分类，二是讨论命名和性质，三是通过所载历朔干支推定秦汉历法；认为历书的功能有三：(1)查日期和岁时节日；(2)加注记事；(3)配合日书占视吉凶。关于历书(质日)与官文书朔日相差一日的情形，陈侃理认为“它们反映出不同地域、不同场合、不同个人之间的用历差异”，“民间更有多种历法同时流行”，“民间治历者众多，不同历法广泛传习，秦汉时代的实用历法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历日是秦汉王朝颁朔的证据，国家公权力介入民间日常生活。

不过，上述刘、陈二人的研究，都是将“历日”和“质日”合在一起，视作同类性质的东西。但实际上，前者只注节气、节日和神煞，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加注公私记事，前者入数术，后者属文书，不是同一类东西。

《汉志》数术略“历谱”类收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古人以为天数肇于律历，而欲知五星日月之会，非推算不能得，故律历数法及许、杜算术，并入历谱。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自题为“算数书”的竹简共190枚，是一部数学问题集，现存算题90多道，内容包括算术和几何两部分。整理者彭浩以很快的速度出版了《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一书，对算数书做出非常详细的注释和运算，并就数学史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其他相关研究还有很多，大多属于数学史范畴。

岳麓书院藏秦简有自题为“数”的竹简共有236个编号，另有18枚残简，共有算题81例，涉及租税类、面积类、营车之术、合分与乘分、衰分术、少广、盈不足、勾股算题等，是一部非经典型的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抄本，对研究中国早期数学特别是秦代实用算法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藏简有一种《算表》，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计算器实物，不仅比目前能够见到的古代十进位乘法表都早，而且其计算功能也超过了以往中国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乘法表和张家山汉简九九乘法表等古代乘法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尚属首见，是一次惊人的重大发现，为认识中国先秦数学的应用与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牍中，与数学相关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共有竹简4卷，即卷三、卷七、卷八以及卷四的一部分，总计400余枚，还有“九九术”木牍1方。另外，简牍中混杂的三组竹制算筹与数学也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主人生前用来计算的工具。详情有待公布。

(三)五行

日书属于《汉志》数术略“五行”类。“日书”书题首见于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其后又见于孔家坡汉简《日书》、睡虎地7号汉墓和北大藏汉简《日书》，在传世文献中似未见有同类书题，这是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新认识。

目前所见简帛日书或类似日书的材料有30余种(批)，但大都要么未全文刊布，要么为零简残章，真正具备独立研究价值的只有4种，即九店楚简《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孔家坡汉简《日书》，其中九店为战国楚日书的典型，放马滩在秦国故地，可视作秦日书的代表，孔家坡为汉代日书标本，学者分析睡虎地《日书》，以为其中包含楚日书的成分，实为楚、秦日书的混合体。《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比较各本不同日书的异同，可以观察各地的风俗。在上述4种日书中，前3种日书的文本整理和再整理情况已见前文所述，孔家坡作为唯一完整的汉代日书标本，初步整理本竹简照片并不十分清晰，目前已有三篇硕博士论文和大量字词考释、竹简编联、分章释义的研究成果，完全有条件，利用新的成像技术，再做整理，以便学者。

出土日书材料众多，研究成果丰硕，据张国艳统计，截至2015年，共出版专著58部、论文1300余篇，尚不包括未刊硕博士论文和上百篇网络文章。张氏收文标准过于宽泛，且多字词考释，但亦不乏失收漏引之作，总而言之，日书研究的成果是十分丰硕的，且不断有学者做总结。在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一缕述，下面仅从科技史、社会史、数术史和民间文化等方面，举要综述。

早在1980年，曾宪通在讨论望山楚墓年代时就曾涉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是较早利用日书探讨楚月名与楚国历法的文章。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整理、注释者于豪亮在1981年撰文讨论其中的历法纪时制度。这是最早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两篇论作，讨论的问题均与历法纪时有关，属于科技史范畴，盖因科技史研究比较“客观”而较少禁忌，其研究得以早进行。通过学者讨论，大致可以确立楚月名与秦月名的对应关系，但在利用日书探讨楚国历法方面，却未能取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此后，利用日书进行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颇为兴盛，内容涉及玄戈等星象、楚秦历法、纪时制度等，在古代时制、二十八宿纪日法等方面，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1985年，李学勤发表《〈日书〉与楚、秦社会》一文，指出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做社会史的考察。日书虽系趋吉避凶的迷信，但所罗列的事项条文，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情况；并具体研究了楚、秦在奴隶制关系上的差异。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日书的，还有林剑鸣主持的西北大学“《日书》研讨班”，1986年发表的《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作为代表。正如文章题目所昭示的，他们从日书中“看到了秦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宗教、鬼神观念，看到了支配着这些观念、意识的风俗习惯、阶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日书》是公元前3世纪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林剑鸣还身体力行，先后发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等重头文章，从宏观上把握日书所反映的秦文化特点，并探讨日书与法律文书同出一墓的原因，说明秦代官吏拥有数术类文献实在于了解地方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提醒人们对秦汉时代法在吏治中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此后，“《日书》研讨班”成员分头把关，张铭洽从数术占卜的角度、吴小强从人口史的角度、贺润坤从经济史的角度、李晓东、黄晓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从事日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作，成为日书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本学者工藤元男长期从事睡虎地秦简研究，2010年，他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中译本出版，其中与日书相关的篇章包括：“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基础性研究”、“《日书》所见国家与社会”、“先秦社会的行神信仰和禹”、“《日书》所见道教风俗”、“禹形象的变迁与五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的目光”等，他将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文献做整体研究，视法律文书为国家公权力的象征，日书则为基层社会的代表，从中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社会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与思路。

1982年，由饶宗颐、曾宪通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在香港出版，这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后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饶先生在书中指出：“日书者，当是日者所用以占候时日宜忌之书。”并引《墨子》及《日者列传》，论及日书的性质，指出甲种“秦除”之除、乙种“徐”及“秦”，均指建除；稷辰为丛辰；对往亡、归忌，禹步、禹符的讨论，大都要而不繁，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他把“濡嬴建陷”与“惌结”、“结阳”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是“另有一套建除家言，日名复异”。与通行看法将后者看作是楚“丛辰”者不同，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在该书的“跋尾”云：日书研究意义有二，其一，对于天文学研究的意义；其二，可以追溯古巫术与道教的关系。书中也有分篇不严，议论未审处，如以“人日”比附以色列上帝七日造人之说、对“岁”篇的研究等。但瑕不掩瑜，首创之功不可没，尤其是开创了日书数术研究的先河，影响深远。此后，李零、刘乐贤、刘增贵、胡文辉、刘道超等学者对《日书》中的数术知识有深入讨论，内容涉及《日书》的择吉原理、神煞考释、五行干支以及《日书》择吉术对后世方术的影响。2011年，程少轩完成博士论文，认为放马滩简中与音律有关的简文与式占有关，或属于《汉志》数术略中的“黄钟”一类，是失传的古佚书，应从“日书”中离析出来。台湾学者黄儒宣的博士论文《〈日书〉图像学研究》，收集日书中以干支为坐标体系的式图以及各种以线条、符号、图画等组成的图像，通过各种日书图式，探讨原书择日的原理以及古人构拟的宇宙观念。王强的博士论文《出土战国秦汉选择数术文献神煞研究——以日书为中心》，对日书中的神煞做了有益的探讨。文末附有“神煞运行简表”，很便于对照使用。

日书的使用者为社会基层民众，反映了古代民众一般信仰。早期研究者利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秦的宗教信仰，并试图将秦代宗教信仰与殷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东周时期秦地与楚地的民间信仰加以区别。台湾学者蒲慕州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并非仅限于秦人的宗教信仰，而是当时普遍于下层社会民众间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蒲氏还在日书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上古时期(先秦秦汉)的民间信仰，著有《追寻一己之福》的专书，认为《日书》所反映的民间宗教信仰关注个人福祉，不涉及公共事务和价值判断。这一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美国学者夏德安(Donald Happer)对九店楚简《日书》“告武夷”、放马滩秦简中的“志怪故事”和周家台秦简《日书》均有深入研究，他的研究将日书等数术所反映的宗教信仰与早期道教联系起来考察，视角新颖独特。他还在夏含夷等人编著的《剑桥中国先秦史》一书中撰有专章，利用《日书》等资料系统考察战国时期宗教信仰和神秘思想，将《日书》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称之为“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成绩斐然。

在《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习俗方面，学者的研究包括择吉习俗、居住习俗、出行礼俗等方面。王子今撰写《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多引证民族学材料，阐发《日书》所反映的民间文化习俗，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在一般通论性的著作中，亦多引用《日书》材料，论证战国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习俗。

2017年，由夏德安和马克主编的《早期中国的命书与大众文化：战国秦汉日书抄本》一书出版。该书虽然以“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为题，但不仅限于此。全书共分11章，第1章由法国学者杜德兰(Alain Thote)执笔，介绍日书发现的考古学背景。第2章由刘乐贤撰写，讨论日书的性质和特征。他将所有的已知日书材料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典型日书，包括九店、放马滩、睡虎地和孔家坡；二是日书类文献，如岳山、周家台、尹湾等；三是西北屯戍遗址所发现的日书残简；四是尚未公开出版的日书材料，如北大藏简、虎溪山等。通过对4种典型日书的分析，刘乐贤总结日书的四个主要特征：(1)日书的主要内容是择日，但不限于择日；(2)日书文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3)人们希望日书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南，对国家大事和军事事务几乎没有兴趣；(4)日书基于历书中日、月、时的关联性来确定好日子和不好的日子。第3章是夏德安撰写的“抄本文化和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日书”，讨论日书的作者、日书抄本的形式和功能以及日书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认为日书的制作者、使用者和适用对象均为社区一般民众尤其是地方官员，而非特殊的专门家(“日者”)。在形塑战国秦汉时期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日书发挥着重要作用。第4章是马克撰写的“日书择日和预测的理论与实践”，他将日书的内容分为个人生活、生命历程、官场事务、家庭以及文化与社会，分门别类做统计数据和索引，饶多趣味；他还重点考察了日书中的神煞和各种图式及其运用，揭示日书的择日的基本原理，贡献良多。第5章是晏昌贵撰写的“日书中的鬼神”，认为在早期择日术中，鬼神是作为择日的背景和依据而出现的，随着五行观念的盛行，鬼神逐渐演变为神煞。第6章李零介绍子弹库帛书，在此基础上，他将选择书分为三类：一式法，二时令，三日书，认为日书写本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日书是不同社会阶层人士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册或实用指南；第二，日书的内容最好被描述为杂记，信息的组合从一个手稿到另一个手稿各不相同。以下各章分别介绍秦汉时期的历法(Christopher Cullen)、日书的宗教背景(Marianne Bujard)、帝国晚期和现代中国的日书遗产(Richard Smith)、中世纪欧洲的择日术(László Sándor Chardonnens)和古巴比伦历术与择日(Alasdair Livingstone)。这是目前英语世界第一部以日书为研究对象的综论，中西比较，讨论具体深入，意义深远。

(四)卜筮

目前所见的龟卜书只有上博所藏的《卜书》一种，今存完简4枚，残简6枚，完简有标记简序的数目字，残简失去编号，但最后一简有黑方块，是全篇结束的标志。简文内容包括四位古龟卜家的话，内容涉及卜居处和卜问国事，一般是先讲兆象、兆色、兆名，然后再讲吉凶悔咎。目前以《卜书》为专题的研究似乎并不多，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文字释读上。

出土简牍中的易占类书籍有二种，分别是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和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归藏》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共有残简394枚，总计4000余字，目前只公布了部分释文，经多位学者考证，发现文句多与传本《归藏》佚文相合，实为《归藏》的古抄本。关于年代，一种观点认为秦简《归藏》非殷商时期的《归藏》，秦简《归藏》应成书于《周易》之后。另一种观点认为秦简《归藏》虽非殷商《归藏》的原貌和全貌，但是大部分材料抄写自殷商《归藏》，可以看做商时的占卜之书。此外，学者还讨论了秦简《归藏》与今本《归藏》的异同，秦简《归藏》与《周易》的比较，《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阜阳汉简是现存早期《周易》本子之一，最大特点，是在卦下附有占辞，所占事项多见于《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所卜杂占卦体及命兆之辞中，如卜病者、卜系者、卜居官之类，可见它是一种数术易，而非儒家经典，还有学者认为这类卜辞应源于《日书》。

清华简《筮法》是清华大学2008年7月从香港收藏的战国竹简中的一篇。据整理者介绍，《筮法》保存良好，没有明显缺损，全篇文字分栏书写，有插图和表格，犹如一幅帛书。简文详细记述了占筮的原理和方法，包含大量以数字卦表现的占例。数字卦的形式与天星观、包山、葛陵等楚简的实际占筮记录所见一致。《筮法》把常见的占问事项分为十七类，称为“十七命”，在简文中都有对应的专节，各附数字卦占例。学术界对《筮法》的研究涉及《筮法》性质及其源流，《筮法》所载的成卦法及解卦法，“卦位图”与《说卦》所载方位差异的思想内涵，《筮法》篇与数字卦的关系，《筮法》与《归藏》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荆决》是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一批西汉竹简中的一篇，共有竹简39枚，有墨书的书题，全篇由“序言”和10余条“占辞”构成。据整理者介绍，这是一种运用算筹成卦的筮占书，主要是讲楚地的一种筮法。它是以30根小棍，横竖相近，以成卦象，疑即古书所说流行于楚地的“莛篿”。《荆决》图版和释文公布后，有学者讨论了《荆决》与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管公明卜要诀》的关系。

(五)杂占

《汉志》数术略“杂占”类收书18种，可分为占梦书、相衣器书、占嚏占耳鸣书、解除书、祷祠书、农事占等六组。杂占之中，以梦占最为重要，所谓“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一批记载梦象和占语的竹简，自题为《梦书》，共有48枚简，分两种形式抄写：一种是不分栏抄写的，内容是用阴阳五行学说所进行的梦占理论阐释；另一种是分两栏抄写的，主要记载梦象和占语。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占梦文献。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文本整理、占梦理论、梦占与楚卜筮简之关系、梦的信仰习俗等方面。

2009年初，北京大学入藏一批西汉竹简，其中有一篇《雨书》，约65枚竹简，有墨书的书题，无图。陈苏镇率先将全篇分为“雨”、“星(晴)”、“候风雨”、“候”、“霁”、“雷”等章节，并重点讨论了“二十八宿纪日”的现象。方勇、张传官、王挺斌分别探讨了《雨书》字词释读等相关问题，高一致对《雨书》进行总结汇释，并从结构和分章、简序调整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较为系统全面。

除北大汉简《雨书》外，其他秦简中也发现有占雨的简文，如放马滩秦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尹湾汉简《六甲雨占》等，这一类与农事有关的实用知识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杂占术还有马王堆《木人占》和《太一避兵图》(又名《太一祝图》)，各种博局以及最近发现的海昏侯墓所出六博棋谱，这里就不一一列罗了。

(六)形法

“形法”是《汉志》“数术略”最后一种，也是收书最少的一类，仅有《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计六种。班固序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前三种书是根据地形地势，建立城郭室舍，颇类似后世的阳宅风水术；后三种书是“相”人、六畜和器物，“形”即是相度的意思。

出土简帛中，“形法”类书籍也有一些发现，但数量不是很多，如马王堆帛书《相马经》、银雀山汉简《相狗方》、阜阳双古堆汉简《相狗》、敦煌悬泉置汉简《相马经》、敦煌汉简《相马法》以及居延破城子汉简《相宝剑刀》等。此外，九店楚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相宅篇”，从内容看，也应属于相地之术。

马王堆《相马经》是用很规整的汉隶抄写在一副宽48厘米的整帛上，全文共77行，约5000字，内容讲相马眼及周围部位的内容，是早期相术的一个片段。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谢成侠从时代背景与来历、帛书内容分析认为这部关于古代相马的帛书，是汉朝初期承袭前代相马诸家之说的一部著作的抄本。赵逵夫有系列文章，讨论帛书的结构和内容，认为《相马经》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经文开头的“大光破章”便是篇名，因此可称为《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其他学者亦有相关论述。入21世纪后，余欣综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敦煌悬泉汉简、藏经洞文献以及出土文物和壁画中有关相马的新材料，证之以《齐民要术》等传世文献，对汉唐间相马术的源流做了有益探讨。

银雀山汉简《相狗方》主要是通过观察狗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姿势鉴别狗的优劣，涉及狗的头、眼、嘴、颈、肩等部位和起卧姿势，可以占测狗的奔跑速度和等级。高一致曾对《相狗方》做过汇释和专门研究，认为至少包括“相狗”、“相成狗”、“相狗生未过三日”三种不同相法。

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出土于破城子遗址第四十探方，全册共出六简，主要讲述相善剑与弊剑的具体标准，区别好剑和坏剑的关键在于剑之“身”、“推处”、“黑坚”、“白坚”等部分是否界限明显，位置得当以及剑的星、文形状等，而且简文还提到“刀与剑”同等，因此该篇内容也应适用于相刀。简文公布后，有学者从文本内容、相剑技术等方面进行过有益探讨研究。

三、总结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广大考古工作者艰苦努力和科研工作者辛勤钻研下，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差可与简帛典籍、法律文书鼎足而三，成为简帛研究的重镇之一。限于篇幅，有些方面比如五行中的刑德，我们没有涉及，已有的综述难免挂一漏万，敬希读者谅解。从上述概括观察，可知简帛数术研究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约可总结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文本整理加速进步，为简帛数术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数术知识由于其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资料整理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禁区被打破，整理速度加快，一些重要简帛数术资料还被再整理。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为字词考释、简帛缀联、文本整理，这是不得不然的基础工作。正是由于有了良好的文本整理成绩，从而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帛数术文本有其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写绘图表，有“图”有“文”，是真正的“图书”，图表可以提供简帛缀合编联的线索，从而保证文本整理高质量顺利进行；二是数术本身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比如神煞，都有各自运行规律，只要掌握这个规律，就可以大胆判定文本的错讹衍漏。文本的整理与数术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绝非简单考释字词那么简单。简帛数术文本整理最典型的例子，是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由于竹简本身保存质量较好，加上竹简正反面书写，从而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恢复原有的面貌。睡简《日书》是最早整理的日书文本，也是到目前为止整理质量最好、研究水平最高的日书文本。

(二)科学技术史率先突破，并一直处于学科前沿地位

数术资料蕴含科学技术成分，甚或被称为中国的“原科学”或古代的“高科技”，在简帛数术研究中往往率先取得突破性研究进展，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对马王堆天文书五星行度的研究、对彗星的研究，利用历日简对秦及汉初历法的研究，对日书二十八宿纪日法的研究，对古代数学的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这方面，科技史家往往借助简帛学的研究，简帛研究者也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素养。从70年来的简帛数术研究看，我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是胜任的，愉快的，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汉志》数术略所分六个小类，前两类“天文”“历谱”与天文历法和数学有关，具有“科学”成分，与后四类以阴阳五行为主大为不同。在《隋书·经籍志》中，天文和历谱被剥离出数术门类，其他四类被统归入“五行”类，与“天文”、“历数”、“医方”并列，这一传统，在后世的目录学著述中被保留下来。这也反映了古人认识的进步。今人在撰述古代数术时，往往也将天文、算术摒弃在数术门墙之外，这恐怕不符合先秦两汉时人对数术的认识。

(三)社会生活史初露锋芒，前景广阔

出土日书的墓葬墓主多为社会中下层庶民、士人和低级官吏。西北地区遗址所出日书简，也是屯戍士卒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实用文书。日书所反映的是社会基层日常生活的实态，是我们研究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素材。我国传统史学以王朝为中心、关注王朝的兴衰和统治上层的生活，对社会基层的历史、一般民众的生活关注不够。在研究明清及以后的社会生活史时，我们可以通过方志、私家著述和民间调查来弥补，但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则没有这些便利。简帛日书的出土面世，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早期社会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

日书基本上不涉及军国大事和公共事务，它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生老病死和衣食居行，在讲述这些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时，它并不是明白直接地道出，而是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件神秘外衣的根子就在于五行学说。透过五行学说的迷雾，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日常生活的律动。

(四)民间信仰和早期道教研究大有可为

简帛数术记载早期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比如大禹治水、娶涂山氏之女，牛郎、织女传说等，大大丰富了民间传说的内容；简帛涉及鬼神信仰和驱鬼方术，对民间鬼神信仰研究大有助益。简帛数术有些驱鬼疗病的符箓咒语、出行的仪式和方术如“禹步”等，都为后来的道教所吸收。数术与道教的关系值得关注，道教的起源与早期道教史亦可从简帛数术的研究中得到助益。

(五)数术史研究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

简帛数术，说到底终究还是数术，所以数术史研究才是简帛数术研究的“正宗”和“本行”。通过70年来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到数术史研究从无到有的长足进步，数术史已逐渐扫除笼罩在简帛数术上的种种迷障，揭示阴阳五行的本来面目，掌握神煞的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和重构古代的数术世界。

70年来简帛数术研究已取得上述重要成就，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工作呢？以下两点，也许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1.加强合作，共创未来

简帛数术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历法、数学几何知识，也需要人文历史背景以及田野考古、简帛整理方面的训练，一个人很难兼顾，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共创简帛研究的美好未来。

我们注意到，目前在简帛数术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学者，大多具有古文字和古文献方面教育的背景，换句话说，出自中文系的远多于来自历史系的，具备历史训练背景的学者通常不大关注简帛数术研究，或者浅尝辄止。这是令人深思的。这在某种程度说明，简帛数术还不具备作为真史料的价值。要想让简帛数术成为真正的史料，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协作努力。

加强合作的另一层意思是国际合作。简帛数术研究早已飞洋过海，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2017年出版的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就是国际合作成功的案例，只不过主导者是西方学者。我们希望未来多加强国际合作，让简帛数术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2.探索简帛数术的本来面貌，构建早期数术的新体系

现有的简帛数术研究，都是建立在《汉志》“数术略”六分的架构基础之上的。这在简帛数术研究的初期，乃是不得不然的无奈之举。随着材料的增多、研究的深入，《汉志》分类的局限就显露出来了。就现有简帛数术材料看，日书无疑是数量最多、传播最广的，从内容看，《汉志》数术略的六个门类几乎都可以在日书中找到相关记载，事实上，学者在介绍《汉志》形法时，不得不借助日书“相宅”。日书中有“梦占”，有驱鬼术，与《变怪诰〈诘〉咎》《执不祥劾鬼物》类似，孔家坡汉简《司岁》，都可以在“杂占”找踪迹。至于《汉志》“蓍龟”类，日书中疾病占卜与楚卜筮祷祠颇有渊源，何况放马滩《日书》还有“占卦”呢。这样说来，《汉志》数术略的后四类都与日书相关。《汉志》前两类“天文”“历谱”，与日书关联更大，周家台日书与历日合编为一卷书，日书中多有与天象有关二十八宿等。假如《汉志》数术略的六类都可以在日书中找到踪迹，日书作为整体的意义何在呢？

简帛数术发现虽多，但真正具备独立研究价值的并不多，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为代表的日书群算一个，马王堆帛书数术群组可算一个，就研究历史的长久来看，子弹库帛书也许可算一个，三者之中年代最晚也不过西汉文帝时。《汉志》源自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著录书籍的年代在西汉晚期，时间上差了一个半世纪。《汉志》著录的是汉宫廷皇家藏书，简帛数术多在民间流传，二者是否具有可比性也是一个问题。总之，简帛数术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打破《汉志》的束缚，直探简帛数术的本源，构建早期数术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