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刘以鬯
《深港书评》特别专题
2018年6月8日，沉默的香港，人们再度念起这句话，自发悼念一个人的离开，他们惋惜的不只是肉身之死，还有一种风格的逝去。
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华语文学中，刘以鬯是极为独特的现象，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现代小说意识和实验精神的大家。他在小说领域所做出的实践，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华语世界里罕有匹敌的。他寿及百年，他横跨内地与香港，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丰富阅历，他对现代小说的深刻认知及执著实践，使得他摆脱了区域汉语环境的局限，自成明练而又不失棱角、率意而又极为讲究的语言风格。
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酒徒》《对倒》和《寺内》，均是其小说代表作，不仅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小说大师的杰出成就，更能让我们领略其对现代小说技巧的独到领会与原创自如的运用，而且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越是放在当代的语境里，就越是能彰显其重要性——难能可贵的“现代性”价值。
今天，刘以鬯先生的百年诞辰，我们想分享一段著名学者许子东老师，为读者在线分享他对刘以鬯先生现代性的解读。
许子东解读刘以鬯的现代性来自深港书评00:0000:51
而我们纪念他的唯一方式就是重读他的经典作品，除了著名的《酒徒》和《寺内》外，他的《对倒》也颇有影响力。作家赵松专门以《对倒》的短篇与长篇为例，解读了刘以鬯文学中的张力。
一个刘以鬯两种《对倒》
赵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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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白站在一个空白中。那是一个具有恐怖意味而又并不代表什么的空白。他有点好奇。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只好迈开脚步，朝前走去。”
这段藏在《对倒》长篇版本第60章的文字，我猜，很可能是这小说的原点。就像一个闪念，在某个时刻，它忽然浮现在作者刘以鬯的脑海里，于是他就从这个闪点开始，逐渐让这部小说里的一切次第生长出来。他给了那个男人以名字：淳于白，听起来就像此人存在于空白，或出现于空白，甚至，像在暗示，这个男人就是凭空而来的，生发于那个类似于文字游戏的句子：“淳于白站在一个空白中。”当然，读过小说之后，我们也可以说，淳于白的“白”，就是除了回忆什么都没有的“白”，是仍在白活的“白”。
就像上帝凭空创造了亚当，刘以鬯也凭空创造了淳于白。上帝给了亚当一个女人——夏娃，他给了淳于白一个少女——亚杏。他让他们共生在香港，有共同的时空，共同的视界，却又无异于活在两个世界里，即使近在咫尺，却从未发生真正的交集，最后只能在梦里短促相拥。但从始至终，他都让你以为他们总归会发生交集的，但给你的结果却是：不可能。他用游戏般的叙述吊足了你的胃口，最后却把你跟那两个人物一道抛入了虚空。真的让你复述一下这小说的故事，你却发现不知从何说起。其实，直至小说的结尾，所有的也只不过是生成“故事”的可能。
能无中生有、平中生奇，让可能性潜滋暗长，而让确定性遁于无形，这是真正优秀的现代小说家的特质。香港作家刘以鬯在《对倒》里，用短篇和长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他对相同人物、情节和线索的处理，所展示的正是这种难得的特质。通常来说，把长篇压缩修改成短篇是冒险的，而把一个小说的两个版本并置在一本书里，则更是险中之险。刘以鬯敢这样做，说明他真的是非常的自信。当我们耐心把两个版本都读过之后，就会承认，这种并置，是极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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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版本尽管内容上有繁简之别，但结构却是相同的。主人公淳于白跟亚杏的确是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对倒”的状态——对称而又相联。章节上，他们大体是轮流出场，各占单双章节，有时也会出现在同一章节里，有时在各自的章节中却会面对同类事件；这种对称也会出现在具体细节上，比如，淳于白是老年，而亚杏是少女；淳于白坐享房租收入而不用谋生，亚杏则生在非常清贫的小户人家；淳于白靠回忆过去活着，而亚杏则靠幻想未来活着；淳于白的回忆是灰色忧郁的隐含着各种情怀际遇的，而亚杏的幻想却是简单透明而又极其庸常的；他们都喜欢照镜子；但有一点，他们殊途同归——淳于白有无限的回忆，但实际上一无所有，尤其是没有未来；亚杏有无限的幻想，同样也是一无所有，没有未来。
当这种对称的状态随着情节推进到电影院里两个人座位挨着看电影的时候，近在咫尺的他们却仍然没有发生任何交集，随后又向各自的世界荡开了。但也正是这种像两块磁铁相斥的荡开，又总是能让人联想到还存在可能的相吸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相斥而又相吸的矛盾力，使两个版本的《对倒》都能始终保持着暧昧莫明的张力，吸引着你读下去，哪怕作者铺陈出来的仍旧是些无关痛痒的琐碎之事。这就是优秀作家的本事，好像他能随手拿点什么平常的小物件，哪怕是重复出现的，在前面那么简单地晃动着，就能引你跟着他走下去。
晚年的淳于白，没有现在，只有过去。但归根到底，他是既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而只有回忆。在《对倒》的长篇版本里，作者为我们充分展现了淳于白回忆过去的内容，它们弥漫而又沉重。而在短篇版本里，我们看到的淳于白的回忆部分已所剩无几，形同冰山一角；同样的，亚杏的幻想与所观所想也相应地减少了很多，但我们看到的却并不是“压缩版本”，而是一个全新的《对倒》——均衡、轻盈、神秘、虚幻而又蕴含着奇怪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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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长篇版本里两个主人公有更多的实笔，有很多生活铺垫，两个人物也饱满实在，那么在短篇版本里，则是留出了更多的空白——两个人物就像两个影子，时而接近，时而疏离，偶尔荡动，像一首变幻莫测的即兴奏鸣曲，营造着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可能性氛围。但在长篇版本里，我们会知道更多的关键细节，比如，少女亚杏的性情，其实跟那个在淳于白穷困时离他而去的前妻非常神似，她们都是“物欲非常强烈的女人”。比如，亚杏虽然有无尽的欲望和虚荣，却也是有同情心的，会为了被车撞的女人担心，会为一个执意想吃雪糕却被父亲狂骂的男孩鸣不平……还会有孩子式的异想天开，会想象香港最后“劫匪太多，找不到抢劫的对象，只好自相残杀”。
还有就是，她不信命。长篇版本，更像是协奏曲，里面暗藏更多的层次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版本的差异并不是篇幅上的，而是风格与效果上的。对照来读，对于我们思考小说体裁特质以及具体手法的变化是极有启发性的。此外，在看《对倒》的过程中，我忽然想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假如我们像有些评论家解读《洛丽塔》那样来解读《对倒》，就会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断，老男人淳于白象征着老上海，而少女亚杏则象征着新香港，正如《洛丽塔》里的亨伯特可以象征老欧洲，而洛丽塔象征年轻的美国。淳于白跟亨伯特一样，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而亚杏跟洛丽塔一样，只有青春年少胡思乱想和“野猫性格”，而没有任何内涵可言。
这两本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洛丽塔》让老男人亨伯特与洛丽塔发生了以悲剧加闹剧收场的不伦之恋，而在《对倒》里，淳于白跟亚杏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任何现实关系。当然，对于这种解读，相信刘以鬯会跟纳博科夫一样回以嘲讽的一笑的。因为小说家考虑的，只是小说的艺术，而不会是什么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