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物件，大用场──谈牛耕和牛鼻环

牛耕的起源和推广，是农业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但是，我国牛耕起源于何时，自古迄今，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始于神农说。清代赵春沂著《牛耕说》，主张牛耕“始自神农氏”。他从耕地器具的维度考察，提出“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农也。则牛耕亦当始自神农氏矣。”（《皇清经解》卷一千三百八十六《经义丛钞》）这是主张我国牛耕起源年代最早的一种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从耕地器具发展史上看，犁是从耒、耜发展来的。最原始的犁由三个部件构成，即犁把、犁铲和绳索（或拉杆）。犁把是从耒演变来的。犁铲是从耜冠演变来的。绳索或拉杆是新增加的部件。犁与耒耜比较，它不仅部件增加了，结构复杂了，而且工作原理和工作方式变更了。农夫用耒耜耕地，要手握耜柄，足踏耜冠，耜冠刺入土中，再拉动耜柄，运用杠杆原理，翻起一块土垡，然后退一步，重复前面的动作，依次而耕，耕完一行，再起一行。西汉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上说：“耕者日以却。”“却”，就是后退。刘安讲的正是耒耜耕作的特点。农夫用犁耕地，要手握犁把，将犁铲插入土中，然而靠人力或畜力，连续不停地向前拖拉，这里用不上杠杆原理。所以，无论从器具的构造形式，还是从器具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方式上说，犁与耒耜应当是不同的农耕器具。

晚唐文学家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说：“耒耜，农书之言也。民之习，通谓之犁。”这里，他道出了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情况，那就是，在农学家的眼里，犁与耒耜是不同的耕地农具，所以“耒耜”这个名称只出现在农学专著之中；然而民间百姓的习惯，犁与耒耜都是耕地农具，不加区分，一概称之为“犁”。陆龟蒙把自己介绍江东犁的文章，定名为《耒耜经》，可见他的思想既有从俗的一面，又有崇古的一面。对于耕地器具的认识，农学家显然比民间百姓要更科学。清代赵春沂对牛耕起源判断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区分犁与耒耜，没有采纳前代农学家的意见，而盲从了民间百姓的看法，误认耒耜为犁，作出“有耒耜已有牛耕”的错误判断；又因为《易·系辞下》有“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记载，所以他得出“牛耕亦当始自神农氏矣”的错误结论。

二，始于叔均说。《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中说：“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经》是先秦典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这是个科学的论断，《山海经》中展示巫师的宗教活动触目皆是。我们有理由说《山海经》是古代巫师演讲的故事和传唱的史诗。但此书在长期流传中有脱简、错简的问题，也有后人增补羼杂的问题。在先秦典籍中，《山海经》首先正面回答了牛耕起源的问题。其说法理应受到重视。

后稷是古代周族始祖。相传名弃，曾在尧、舜时代当农官。那么，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应当是夏代初期的事情。可是，《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中又说：“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在这里，叔均不是后稷之孙，而是后稷之侄，并且只是“始作耕”，不是“始作牛耕”。同一部书前后所述互异。况且，“叔均始作牛耕”的说法，得不到考古材料印证。这怎么让人置信呢？

三，始于殷商说。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字，主张此说。郭沫若说：殷墟卜辞中的“”字，“即象犁头，一些小点象犁头启土。辔在牛上，自然就是后来的犁字。这可证明殷代是用牛耕种了。”“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甲骨文字属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特点是随体诘诎，画成其物。如果殷商时期没有牛耕，犁字从牛是造不出来的。所以，郭沫若的说法有道理。

四，始于西周说。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周礼》，谓西周时有牛耦耕。他是牛耕始于西周说的创始者。但在古时候，郑玄的说法遭到众人的反对。《三代吉金文存》卷七记载一件西周青铜簋，上面有一个奇字，像马拉双头犁形。据此，今人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认为，“按照一般情况，马拉犁总应在牛拉犁之后（马不好驯服，牛好驯服），至少也可以说，有马拉犁，一定有牛拉犁。由此可见，西周不但有犁，而且还有牛马拉犁。”孙先生可以说是郑玄牛耕始于西周说的支持者。

但是，有人提出：把西周青铜簋上的奇字“释为马耕是一种误测”。此字应释为“驾”。《说文》：“驾，马在轭中也。”段玉裁注：《毛传》曰：轭，乌啄也。辕有衡。衡，横也。横在马颈之上。其扼马颈者曰乌啄，下向叉马颈，似乌开口向下啄物时也。“驾”的意思，是马拉车，与拉犁无关。这种解释还是挺有道理的。

五，始于春秋说。此说盛行于南宋。南宋学者叶梦得、周必大、王应麟等人，依据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断言：牛耕始于春秋。元代农学家王祯、明代农学家徐光启、清代学者赵翼，他们都赞成此说。在现今学术界，徐中舒、齐思和、陆懋德、韩国磐、杨宽、吴存浩等学者，都支持牛耕始于春秋说，并补充一些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证据。即便牛耕不始于春秋，可是春秋时期存在牛耕的观点在学术界也渐成主流。

另外，清代学者杭世骏著《牛耕说》，提出牛耕始于战国。但在现今学术界普遍承认春秋时期存在牛耕的情况下，牛耕始于战国说就有较晚之嫌。后魏杰出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提出：“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赵过是汉武帝的搜粟都尉。这实际上是主张牛耕始于西汉说。唐代贾公彦支持此说，《周礼·里宰·贾疏》曰：“周时未有牛耕，至汉过赵过，始教民牛耕。”但是，他们只是提出意见，并没有拿出证据。宋代学者宋祁和郑樵都赞成牛耕始于西汉赵过，依据的材料是东汉崔寔的《政论》。崔寔在《政论》上说：“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在这里，崔寔只讲赵过教民耕种，用三犁共一牛的方法，并没讲赵过始教民牛耕。由此来看，两位宋代学者是误读错解了。唐代李善在《文选》卷7潘安《藉田赋》注释中提出牛耕始于西晋说。20世纪50年代江苏睢宁双沟镇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牛耕图》和山西平陆枣园出土的西汉壁画《牛耕图》，推翻了牛耕始于西晋说。这种意见，早已成为历史旧说。

在有关我国牛耕起源的众多说法中，“殷商说”和“春秋说”最值得重视，而且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随后，围绕牛耕的起源，学术界百家争鸣，经过十余年探讨，到上世纪60年代，赞成郭沫若意见的人越来越多。像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他在1953年第一期《机械工程学报》发表《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一文，主张牛耕始于春秋。到1962年和1963年，他接连出版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两本书。在这两本书中，刘仙洲教授改变了观点，承认“牛耕至晚应开始于殷代武丁到帝乙时（公元前1324——公元前1155年）。”

经过“文化大革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大概是人们破除了对学术权威的迷信，质疑郭沫若牛耕始于殷商说的声音不断，主张牛耕始于春秋似乎又占据上风。但是，质疑者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例如1980年上海出版了杨宽《战国史》的修订本。书中说：“自从春秋后期，劳动人民推行了用牛拖犁来垦耕的方法，垦耕就变为连续向前的运动，用力少而效果好。”作者还为这段话设立一个注，说：“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石犁（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泌旗博勒庙区和浙江杭州水田坂遗址都曾出土），可知新石器时代有些地区已用畜力耕作。近人或者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是论据不足。”这段注文自相矛盾。作者承认“新石器时代有些地区已用畜力耕作”，这种畜力是什么呢？作者没有说明，然而用于耕作的畜力，不是牛，就是马；而且以牛为主。这个问题，放眼古代世界，概莫能外。王静如在《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一文中，为读者介绍了公元前14世纪巴比伦人用牛拉犁耕播图、埃及古王国末期木雕牛耕模型、罗马初期古意大利牛耕图、瑞典铜器时代牛耕图和古希腊马耕图。那么，既然承认新石器时代已用畜力耕作，怎么发展到殷商却不愿意承认有牛耕呢？再如1996年出版的吴存浩著的《中国农业史》第二章第二节说到“商代有无牛耕的问题”。作者援引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分析卜辞中“犁”字，证明殷代已用牛耕的论述之后，说：“卜辞中有‘物牛’、‘物马’、‘物牡’、‘物牝’、‘物宰’（笔者注：疑误，应作‘物羊’）、‘物鱼’等（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1977年版，第358、100页）记载，若说牛马用于耕地倒还可通，但羊、鱼是绝不会用于耕田的。因此‘物’为牛耕说显然不通。”卜辞中“物”字，王国维释为“物”，本意为“杂色之牛”；郭沫若释为“犁”，并说明：此字在长期使用中引伸转化，有多种含义，可以指“耕具”，也可以指“耕事”，还可以指“耕牛之黑者”。一词多义，这是汉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吴存浩列举的“物牛”、“物马”、“物牡”、“物牝”、“物宰”、“物鱼”，都同属“物”的一种含义。用词汇的一种含义去否定它包括的其他含义是没有道理的。

古埃及耕犁图

公元前14世纪，巴比伦印章上的牛耕图

古希腊马耕图

瑞典铜器时代石刻牛耕图

关于殷商是否存在牛耕的问题，不能仅从甲骨卜辞文字考察，必须扩大视野。

牛耕是牛与犁的结合。犁的存在是牛耕出现的先决条件。殷商有石犁和铜犁。在我国，石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属于良渚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残损石犁上百件。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犁，平面呈等腰三角形，腰长18厘米，底宽16厘米，中间有一圆孔，与现在南方铁犁头相仿，制作水平很高。属于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出土有三角形石犁。所以，石犁是殷商的重要耕地器具是没有问题的。商代前期，青铜已用于制造农具。《商周考古》说：“现在发现的商代青铜农具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青铜工具主要有臿、镈、斧、斨等几种。”这里没有明确列举出青铜犁，但这并不等于说商代，特别是殷商没有青铜犁。1949年11月15日上海《文江报》刊登何天行撰写的《记江南所发现的殷商青铜耕犁》一文，这件文物出于浙江绍兴漓渚乡。上海博物馆也藏有殷商铜犁。但是，这两件青铜犁在学术界有争论。我想，这可能是《商周考古》不便把犁明确列举出来，只好隐含在“等”里的原因。但是，在越南北部东京地区“业已发现西元前16世纪之青铜犁镵”（布瑞著，李学勇译《中国农业史》上册第240页，台湾商务印刷馆1994年版）。上古时期，商与越南东京就有商业及朝贡往来，曾输入龟甲用于占卜，并有珠宝输入。这件青铜犁鑱极有可能是从商输出的。殷商理应有铜犁。

用牛拉犁耕地，先要掌服牛的技术。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传说商的远祖名契，契佐禹治水，因功始封于商（今河南商洛）。商部落畜牧业比较发达，常以畜牧产品跟其他部落交换。契的六世孙王亥发明服牛技术，开始驾牛车到黄河北岸扩大贸易。在一次贸易中，狄人有易氏杀死王亥，夺去牛车和其他财物。王亥之子上甲微起兵灭掉有易氏，报仇雪恨。这件事在先秦典籍《易》《世本》《竹书纪年》《楚辞》《吕览》《山海经》中都有记载。王国维发现殷墟卜辞中称王亥为高祖，祭祀王亥礼仪尤为隆重，有一次用牛竟达三百头。商人既然能驾牛拉车，自然会联想到用牛拖犁。

总之，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具备了牛耕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存在牛与犁结合起来耕地的可能。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这是主张牛耕始于春秋者时常引用的一个证据。1957年，殷墟出土了玉牛和石牛。笔者以为这也可以作为殷商有牛耕的一个旁证。另外，笔者从布瑞著，李学勇译的《中国农业史》一书中得知，1978年7月号《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考古学者在外蒙发现一个三千年前牛耕雕刻。外蒙现在不属于中国，但它还在东亚文化圈内。这个考古发现有力地支持了牛耕始于殷商说。

我们承认牛耕始于殷商说，但当时牛耕还不普遍。跟牛耕始于春秋说比较，牛耕始于殷商说将牛耕的起源提早了七八百年。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牛耕起源于殷商时期，可牛耕却没由此时兴起来，反而要过七八百年，到春秋末期才开始时兴起来？这样的问题确实有历史教师问过我。

我回答他们：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创新，必须在社会急需的前提下，才能时兴起来，迅速发展。殷商是奴隶制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其次是罪犯。商代奴隶主掌握着一支庞大的武装。甲骨文中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记载，这是商王军队的编制。商王多次派兵征伐土方、鬼方、羌方、夷方等小国或部落。甲骨文中的“获羌”，就是通过战争把战俘获的羌人作为奴隶的意思。战俘的数量相当大，有一次竟达三万人的记录。奴隶来源滚滚不断，农业生产并不缺少人手，这是牛耕在殷商时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另外，牛耕还存在技术方面的问题。商人很早就用牛驾车，但他们采用的是怎样一种服牛技术呢？既没有卜辞记载，也没有实物证据，我们无从知道。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猜测商人服牛使用的是“辔”，即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笔者认为，无论商人采用何种服牛技术，但是绝对不会是给牛穿上鼻环的服牛技术。这可以由反证法得出结论。因为从文字记载看，这种服牛技术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秋水》：“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从考古材料看，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的牛尊，牛带鼻环。这件文物也是战国时期的。这说明给牛带鼻环，穿牛鼻子的服牛技术充其量也就出现在春秋后期，殷商时是不会有的。殷商时没有彻底降服牛的穿鼻术，拉犁比拉车累得多，牛不爱干，耍起脾气，会给耕作者带来麻烦。再有，殷商耕地用的主要是石犁。石犁与坚硬的土地较劲，容易破碎。用牛耕地如果犁具经常损坏，要不断拆装更换，牛耕反而不如人耕方便。这些技术问题同样阻碍着牛耕在殷商时期的推广。

山西浑源晋墓出土战国牛尊，牛带鼻环。

到春秋时期，情况完全不同了。礼崩乐坏，奴隶制危机四伏。奴隶的来源日益枯竭，农业生产劳力奇缺。社会需要采用先进的牛耕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弥救劳力的匮缺。于是，春秋后期给牛带鼻环，穿牛鼻子的服牛技术应运而生了。牛耕开始时兴。与此同时，人们还发明人工冶铁技术，并铸造铁制农具。战国时期出现铁犁铧。铁犁牛耕得到迅速推广。

牛鼻环乍一看，是个不起眼的小物件，但它巧妙地解决了降服犟牛的技术难题，是我们祖先富有聪明才智的反映。这个小物件，使牛耕得以推广与普及，可以说是派上了大用场。

牛耕是人类最古老的重要发明之一。牛耕的推广，用畜力代替人力，把人从笨重的耕作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它是农业技术史一次划时代的农用动力革命。

牛耕与铁犁结合，为以五口之家，百亩之田为基本细胞的封建小农经济，提供了技术保证。战国时期百亩合现今31.2亩。战国时期一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篇》）。根据农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外国农业经济》一书介绍，美国到1900年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才能养活7个人。在两千多年前，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农业生产水平。直到新中国诞生前后，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既说明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停滞不前，反过来又说明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牛耕兴起和推广，正处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当时七雄割据纷争，胜负未定。秦国土地虽广而良田少，再加上位置偏僻，人口稀散，文化落后，被东方六国鄙视。秦孝公奋发图强，为雪前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商鞅抓住秦国落后的关键，他的一系列改革都围绕耕、战两个中心进行，而“耕”又是中心的中心。他采用严酷苛刻的法令制度，杜绝出现游手好闲的现象，专心建立一个由专制主义王权铁腕控制着的自耕农社会。商鞅变法成效显著，秦国日益强大，终于逐个灭亡六国，统一天下。当时，有人认识到：“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战国策·赵策》）。足见牛耕在秦国战胜六国，兼并天下中的重大作用。然而，实现牛耕的关键技术，正是小物件──牛鼻环。